日本汉诗人在对中国诗歌学习的漫长过程中，从最初的单纯模仿，到有所创新，再到自成一体，经历了艰辛甚至痛苦的蜕变过程。江户中期以降，日本汉诗开始了“日本化”的探索，即在遵守汉诗基本规范的同时，也力求体现岛国风情，东瀛特色。

这一动向，与当时日本开始增强文化自信、倡导国粹思想的潮流，是一致的。而在汉字文化圈的总体框架下，文化宗主国的认可，便成为周边各国争取对等地位的重要前提。具体就汉诗世界而言，则是力求获取中国文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汉诗的“本场”在中国，主流和支流，老师和学生，是中日之间无可置疑的历史定位。因此，支流如果能对主流有所回馈，学生如果能得到老师首肯，显然会极大地助长弱势一方的底气，尤其在日本民族本位意识抬头之际，这些来自彼岸大陆的赞语，就不啻春风化雨，加速催生此地独具风姿的异卉奇葩。

当然，在江户时期，还有一些渡日僧侣以及来往于长崎的清朝客商，他们为日本汉诗留下了不少序跋评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人对日本汉诗的理解和认识。但这些都发生在日本国内，并未回传中国，而且长崎清客均属商贩贾人，其评语多为逢场作戏，每见溢美之辞，当时日本有识之士也不以为然，故本文对此不予论列。

日本汉诗对中国的回传、亦即日语所说的“逆输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再次印证了汉诗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纽带，是怎样把语言互异、国别不同的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历史上朝鲜文士访华时留存的《燕行录》、朝鲜通信使与江户文人的唱和往还，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

但中日间直至明治时期之前，这种文士们的大规模同场竞技、一争短长的壮举，可惜并未出现。正缘于此，上述日本汉诗通过不同渠道的回流，哪怕只有一星半点，也如同空谷跫音，弥足珍贵。它说明文化交流尽管有主从、高下、强弱之分，但同时也是彼此渗透、双向互动的。特别是在强势一方已被充分认识之后，对弱势一方积极回馈的确认，便非惟拾遗补阙，更可相得益彰。

其次，它对过去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也起到了相对正面的作用。自《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迄于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大致经历了蒙昧鄙野（魏晋南北朝）→知书识礼（唐宋元）→凶残暴虐（明、清代前期）→文明开化（清末）的嬗变过程。其间虽因时势迁移、岁月流转而屡有变化，但日人能诗这一印象，始终使中国人能以温情的目光，注视着遥远东海中那块神秘的土地。

因为“华夷之辨”的基本准则，并非地域人种，而是礼乐文化，如韩愈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吟诗作赋，则文野判然可别，史不绝书的中日之间的汉诗赠答，即其明证。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诸如传递信息、增进了解、刺激想象等社会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的相关话题。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国文人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认知的材料，以致难脱搜奇猎异、以助谈资的畛域。笔者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日本汉诗可曾对中国诗歌产生过直接影响？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伪命题”。核之中日文化交流史实，如日本刀、折扇、和纸之类日本器物制作之精良，的确曾在中国引起过不同程度的赞赏，但如果语涉汉诗这一“家传宝典”，或恐难容异域之人反客为主。

因为中国诗人面对日本汉诗人，长期以来一直以祖传正宗自居，在先生巨大光环的笼罩下，弟子们似乎唯有俯首听命，而毫无置喙的余地，遑论“逆向反馈”？然而，当我们瞩目中日文化交流发生逆转的清末、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会发现其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