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研究员。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中国人多以为法西斯主义（英语：fascism；德语:Faschismus）最初起源于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一种国家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蔓延于整个欧洲。而卐字被看做法西斯的符号。

这是严重的历史和政治误解。多数中国精英完全不知道法西斯主义并非仅起源于希特勒，其实原是古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精神，来历十分久远。

其实，卐字（或者卍字）本身并不是一个法西斯符号，而是一个起源极其古老的东方宗教神秘符号，意义象征光明之轮——“其光晃昱，有千百色”。这个符号玄奘读为德，而武则天读为万。希特勒只是盗用了这个符号，这个符号的本身意义与法西斯主义并无任何关联。

真正的法西斯符号是一束捆绑在一起的木棍和一把斧头：

这个符号的拉丁语读音就是法西斯（拉丁文：fasces），语义是“捆束的棍棒与斧头”。这个象征物来自古罗马，是集中权力和最高权威的象征。

这个符号，今天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家机器象征中还是到处可以看到——象征着帝国和权威的精神。

束棒斧头的涵义即法西斯

古代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有12个卫士相随。他们各手执一束棍棒，束棒中间插有一把战斧——象征着罗马国家的最高权力。棒子用于施行笞刑，斧子用来执行死刑。“束棒”在古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读作 “法西斯”。法西斯主义一词就由此而来，法西斯的本义就是高度的统一意志和暴力权威。

【附录】束棒——法西斯释义：

        束棒（拉丁文：fasces），音译“法西斯”，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束棒是一根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的斧头。

在官方场合下高级官员的卫兵在他的前面持束棒，来代表到来的官员的级别和权利。按官员的级别的不同，他们的束棒的数量也不等。允许持束棒的官员有最高裁判官、地方长官、最高执政官、总督、独裁者和皇帝。按罗马历史学家的描述上古罗马国王就已经持束棒作为他们权力的代表了。

束棒的捆在一起的木棍代表团结，而斧头（古代用来砍头用的）则代表最高权力。斧头在地中海地区很早就有代表权力的意义了。在罗马胜利游行的过程中特别勇敢的士兵也可以持斧头（但不是束棒）。在罗马的传统中一个官员进入罗马城后束棒的斧头的头必须摘下来，只有独裁者才允许带斧头的头进入罗马城

构成“法西斯”图案的要件有两样，一是束棒，一是劈斧，两者各有指涉。捆在一起的木棍代表团结和统一，而斧头（古代用来砍头用的）则代表暴力和最高权力。

法西斯不可能是离散的自由个体，也不是乌合之众的群体，它是个体被严密法律束缚在一起的一个团队集体。

所以，法西斯主义在西方语言中本来不具有贬义而是团队精神的象征。惟有依靠意志如一的集团，一个团队才能产生一般个体和离散群体无以产生的强大合力。

据说“法西斯”的这个象征与如下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有关：一位年迈的父亲，把十个儿子喊到床前，他拿起一支箭，折给儿子们看，那支箭就断了。然后他又拿过十支箭，用带子扎起来，再折给儿子们看，结果箭群完好。

儿子们当然明白父亲的用意，这个故事的隐喻就是必须团结统一才能形成力量。

必须注意的是，把分散的棒子捆束起来，这只是“法西斯”一词意义的一半。而更重要的另一半意义是：那只插在束棒之中的斧头。在古罗马，斧是雷神的象征物，是神圣权力的符号，那捆束棒乃是服从斧头听其所支配的对象。

所以斧头位于被捆束的棒子中心，棒子则围绕着它；因此，图案本身就已经勾勒出了棒与斧的关系。斧头代表国家，而棍棒代表民众。

棒与斧的交集，不但是法西斯的象形，同时也内涵着法西斯得以形成的秘密。以斧头束棒代表权力和统一的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象征物。

法西斯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如: 狂热的“领袖”(或君主) 崇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而是驯服于“领袖”(或君主) 的意志;严格的等级服从; 通过严密的组织压迫下层人民等。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整合，使其形成长期的超稳定结构，由于广大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下，大多数人口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人民的贫困与愚昧，把专制统治作为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甚至“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历史上，暴君、酷吏时有出现，其残忍的手段不亚于法西斯。如秦始皇的暴政，武则天的酷吏，清初的文字狱等等。这样的社会，无法出现诸如“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等观念。经济上的小生产是专制统治的必要条件，而贫困无知的人民对君主形成的社会依赖心理，又加强了这种统治的顽固性。

从历史上看，法西斯主义与保守的农业社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仓廪充实的中小农民，自古而今始终是我们抵御现今一切社会罪行的最好保障”，“工商业置身领导地位是病态的，要退下去，要把工商业化纳入基于平等和需求的国民经济的一般体制中，它们将不再是喂养一个民族的基础，而仅仅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在德国，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成功的，支持他的是中间阶层，这包括中小工商业者、农民、学生、下级官吏等。纳粹在农业地区获取了不少的选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对农业及农民的冲击，小农的命运没有保证，而纳粹极力为农民描绘一幅“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的浪漫主义的图画，重农主义观念与自由主义观念在法西斯主义教义的搅拌下奇妙地融为一体。在日本，高级军官中的暗杀集团等法西斯主义的右派也自称他们是农民的代言人，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观念也同农民的机会主义相结合，“由唯心主义、退任军官及赤裸裸的恶棍们组成帮派集团—— 法西斯，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文明拯救者自居，他们摧毁了农村中的联盟司令部，经常纵容警察肆虐，最终于1921 年在农村消灭了左翼运动”。农民大量涌入法西斯阵营。虽然中国农民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但他们是资本主义顽强的抵抗者。由于旧中国自耕农比例较低，“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对广大农民没有多少感召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夹缝中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具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能力，因此，“民主”力量薄弱，无法与专制主义抗衡，在法西斯主义的高压统治下，他们只能发出微弱的呐喊。

辛亥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中最乏力的革命之一。革命后，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而现代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没有实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威权主义失落，战争连年不断，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蒋介石通过北伐获得了全国政权，似乎为他披上了一领进步的外衣。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存在的浓厚的“大一统”情结下，蒋介石统一全国从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民族的社会心理满足。专制便意味着秩序，而这一“秩序”感又是积淀了两千年后，在动荡之后的新要求。然而，蒋介石毕竟不是袁世凯，他没有恢复封建帝制，他选择专制形式更具“现代性”。这是由蒋介石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在当时，中国社会受西方工业文明及其思想意识的影响要比15 年前深刻得多，同时蒋介石个人的经历也不能忽视。在专制极权统治下，所谓至高无上的“全能的人”的一切“知与行”至关重要，甚至其性格、能力、知识、好恶等个性特征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兴衰。蒋介石早年追随革命，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并最终得到了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信任。但国共合作之后，蒋介石与孙中山思想分歧越来越严重，他厌恶共产主义运动，崇尚军事武力，并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了，他说“我们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像散沙一样的‘自由’是自不待言的”，“要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就像把水泥掺杂到散沙里去，使之凝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民主、自由是不能允许的，专制独裁似乎成了中国的“希望”。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亚的扩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也粉墨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