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后期，成熟于二十世纪20年代，在50～60年代风行全世界。从60年代起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已经过时，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基本原则仍然正确，但需修正补充。70年代以来，有的文献在提到现代主义建筑时，还冠以“20年代”或“正统”字样。

1919年，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担任包豪斯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包豪斯在20年代，成为欧洲最激进的艺术和建筑中心之一，推动了建筑革新运动。德国建筑师密斯·凡·德·罗也在2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新观点，用示意图展示未来建筑的风貌。20年代中期，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等人设计和建造了一些具有新风格的建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 、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巴黎瑞士学生宿舍和他的日内瓦国际联盟大厦设计方案、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等。在这三位建筑师的影响下，在20年代后期，欧洲—些年轻的建筑师 ，如芬兰建筑师阿尔托也设计出一些优秀的新型建筑。

与学院派建筑师不同，格罗皮乌斯等人对大量建造的普通居民需要的住房相当关心，有的人还对此作了科学研究。

1927年，在密斯·凡·德·罗主持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举办了住宅展览会，对于住宅建筑研究工作和新建筑风格的形成都产生很大影响。1928年，来自12个国家的42名革新派建筑师代表在瑞士集会，成立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现代主义建筑”一名也四处传播。

从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等人的言论和实际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提倡的“现代主义建筑”是要强调建筑要随时代而发展，现代建筑应同工业化社会相适应；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在建筑设计中发挥新材料、新结构的特性；主张坚决摆脱过时的建筑样式的束缚，放手创造新的建筑风格；主张发展新的建筑美学，创造建筑新风格。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欧出现的反对或修正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世界许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建筑潮流。但是在现代主义建筑阵营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对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点和风格提出怀疑和批评。

对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不同理论家有不同分类方式

以下是罗伯特.斯坦恩的理论

这个风格也有人称为“符号性古典主义”。它的特点是采用大量古典的、历史的建筑符号、装饰细节，以此达到丰富的装饰效果。这种风格，常常在现代建筑的表面采取明显的高浮雕，起到符号的作用。从设计的装饰动机来看，应该说这种风格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但不同之处在于，它较为明确的表现出现代主义与装饰主义之间无可奈何的分离，设计师除了冷嘲热讽地采用古典符号来传达某种人文主义的信息之外，对于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充满了愤世嫉俗的调侃色彩。比如查尔斯?穆尔设计的美国新奥尔良的意大利广场，大量采用古典拱门作为广场装饰，完全没有把拱门作为功能结构，而仅仅是装饰而已，而重复交叉的拱门，风格冲突、形式交迭，充满了玩世不恭的情感色彩，是这种风格设计的最典型代表作之一。

它采用传统风格为动机，实际多半处于一半现代主义、一半传统风格之间，并且完全不准备拿传统和古典开玩笑，没有任何冷嘲热讽的动机。因此，这种类型的后现代设计具有更加强烈的古典和历史复古特色。比如塔夫特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设计的河湾乡村俱乐部采用完整的古典拱门和现代主义的整体结构混合，达到非常工整而严肃的古典风格，近乎复古。类似的风格还有罗伯逊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特维尔的阿姆维斯特中心等。

它主要强调建筑设计必须从研究古典风格的、工业化以前的城市规划入手，现代建筑家的首要任务是把建筑设计与传统的城市规划重新结合为一体。这种风格并不追求采用古典的符号或者设计细节来达到表面的装饰效果，或者采用古典和传统的结构达到古典的韵味，它强调采用古典的城市布局和比例来达到现代与传统的和谐。这一派的设计师讲究建筑本身与都市传统环境的综合与统一，比如意大利设计师阿尔多·罗西设计的意大利热那亚市卡洛费利斯剧院等便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力作。

顾名思义这是主张建筑设计应在各个方面吸收传统精华的复古派。

这种风格其实与冷嘲热讽的古典主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更加讲究细节的装饰效果，因而更加丰富、奢华、艳俗。因为它的基础依然是现代主义，而又加上各种各样的源自历史风格的细节装饰，与20世纪初期的“装饰艺术”运动风格非常接近。

巴洛克建筑、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哥特式建筑、功能主义建筑、古典复兴建筑、古罗马建筑、浪漫主义建筑、罗曼建筑、洛克克风格、文艺复兴建筑、现代主义建筑、后现代主义建筑、有机建筑、折衷主义建筑。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对于一般人而言，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根据他的理论，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是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在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体系中，人类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从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对立的两种成分，可以分开，各成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可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时，曾提出其基本结构或基本单位有4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指出，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的意识上，而不是放在客观的血统联系上或者亲族关系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都体现为普遍法则的作用，而此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控制思维活动的。

结构主义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 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 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