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既然是在若干地方起源的，各地方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当然就有可能不大相同。苏秉琦先生曾经用裂变、撞击和融合比喻各地文明起源方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对文明起源模式的一种探索。张光直也注意到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有明显的不同，他称之为区域文化；同时这些区域文化又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从而组成一种相互作用圈，或称之为文化互动圈。大约在公元前第3000年的龙山时代，在这个互动圈的基础上发生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是对文明起源模式的又一种探索。     

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时，有两个因素是应该特别留意的，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史前文化的背景。

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这需要做一点解释。首先，中国的地形像一把大坐椅，背对欧亚大陆而面向海洋。它的四周为高山、大川、沙漠、海洋所环绕，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同境外发生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因而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本地起源和独自发展的，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也基本上是在没有外界重大影响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地域辽阔和地形非常复杂的国家。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同。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逐渐发展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其发展水平也颇不同。

例如广大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因距海甚远，地势又高，雨量稀少，大陆性气候十分显著，在新石器时代难以发展农业，所以遗址稀少，往往多细石器而较少陶器，文化发展也十分缓慢。东北地区因纬度较高，无霜期较短，在新石器时代仅南部一些地区发展了农业，渔猎经济则比较发达。陶器出现虽早，器形却比较简单，主要是筒形罐，文化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的。华南气候炎热，雨量丰富，植物繁茂，照理是非常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但丰富的食物资源可能正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华南新石器文化发生虽然很早，却长期没有显著的发展。

相形之下，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较适宜，又有较宽广的平原和肥沃的冲积土壤，因而分别成为粟作旱地农业和稻作水田农业的起源地和中心区域，新石器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可称之为东方的两河流域。 

由于这个两河流域位置比较适中，文化发展水平又比较高，所以在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文化中起了凝聚的核心作用。由于中国范围很大，不同地区的文化仍然有较大的差别。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谱系，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区，即中原区、海岱区、燕辽区、甘青区、两湖区和下江区。推测四川也应自成一区，但至今因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实际情况还不清楚。每个文化区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有联系的。假如把每个文化区比喻为一个花瓣，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很像是一个重瓣花朵。这样的格局对于后来文明的起源及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原区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虽不见得比周围地区高出多少，但因为地理上处于中心的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就越来越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时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海岱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原低，某些方面如制陶制玉等甚至比中原更先进。从这里产生的东夷文明，长期成为与华夏对峙的力量，直到战国时才完全融合于华夏文明之中。两湖区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主要地区，古为三苗所居，后来发展为荆楚文明。下江区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开始就一直比较发达，到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高峰，那里应是古吴越文明的发祥地。后来同荆楚文明一起，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燕辽区、甘青区和四川的巴蜀区等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自然地理提供的客观条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更由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凝聚与向心的作用，因而能够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即使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内部结构时有变动，甚至出现某些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但就文化与社会的层面来说，却仍然是多元一体的态势。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是中华民族特别强固的凝聚力所产生的根源。明白了这个道理，不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也将成为团结亿万炎黄子孙建设光辉未来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但这个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地位，以前是很少深究的。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就是黄帝。尽管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将信将疑，毕竟并没有轻易放过，而是把它作为历史的开篇。后来的人也就相信黄帝是所谓人文始祖，中国文明就应该从他那个时候算起。这很符合孔圣人“信而好古”的精神，故谓之曰信古。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些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他们怀疑被儒家捧为圣人的尧、舜、禹等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的实行过什么禅让制度。这样一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似乎要大幅度向后拉了。这些学者被称为疑古派，在一段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人们既不能盲目的相信历史著作中的每一件事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怀疑、辨伪的阶段上，而需要寻求一种探索古代历史乃至史前史的科学基础。这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实物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的上古史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这种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在我国是从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史前遗址而开始的；但作为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组织的考古研究工作，则是从1928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发掘开始的。

因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对研 究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途径。下面的时间表很可以说明考古学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

1928年至1937年，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基址和王陵墓群，还有大量的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特别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甲骨文窖藏，从而证明殷墟是自盘庚迁殷直至纣王灭国，历时273年之久的商代晚期都城。由于这一发现，学术界才普遍接受中国文明至少应追溯到商代晚期。

1955年，在河南省郑州首先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遗迹，其后经过20多年的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那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址略呈方形，周长约7公里。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城外则有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人们相信，中国文明至少要提前到商代早期。

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曾对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往后又经过多年的发掘，在二里头相继发现了宫殿和宗庙基址，同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不少学者认为那应该是夏代的一个都城，于是中国古代文明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