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用“概念史”(英文conceptual history)来指代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设想。它不再把语言视作所谓真实性的附带现象，而是认为，在对世界或社会不拥有任何体验与知识的前提下，语言是在方法论上不可追问的最后要素。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既非“唯物主义的”，又非“唯心主义的”。它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哪些体验与实情被带入到概念中，又包括这些体验或实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概念之义：概念(如“国家”)不仅具有字面意义。它综合了众多独特意义(区域、边界、公民、司法、军事、税收与立法)，并且关注更高层次的意义，针对哲学体系、政治形式、历史条件、宗教信条、经济绪构与社会分层等。只要这些概念不可替换或交换，那么它们就成为基本概念。没有这些基本概念，任何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都不会产生。同样，它们不存在争议，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希望确立唯一的意义。在上文提到的例证中，“国家”这一概念具有一系列附加规定：国家被定义为法律国家、民族国家、社会国家、福利国家、元首国家、邦国等。极其复杂的基本概念是不可替换，因而有争议地区别于其他概念。而且，每个基本概念都包含着历史性的转变潜力。

批评争议捍卫：虽然《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一社会语言的历史辞典》从理论上支持了概念史，但是它仍然受到了批评。罗尔夫·E．赖夏特(Rolf E．Reichardt)等人在《法国政治一社会基本概念手册，1680—1820》(1985年以来已出版20卷)更多收入了系列性与象征性的史料，并特别批评了那种以为可以独立研究概念的推想。对此，反驳者认为，每一个概念事实上都同它的上下文有关。特别是，假如没有反义概念、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同义概念与相近概念，任何概念都无法得到分析。每一个概念必然指向更大的文本整体，但它并不因此丧失自己的身份，在逻辑上继续成为必然引发争议的符号学进程的前提。除了符号学追问的单义词义外，平行概念还特别迫使人们从专名学的角度询问相同形式实情的不同命名。在跨越到所谓话语分析后，产生了对于概念自身的分析。概念总是处在被绷紧的概念网络中；这取决于研究者在哪种层次上拷问史料：是否拷问概念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否根据句子、段落、章节、书本与相关的反驳文本来分析更大的文本整体？或者是否整个地调查事实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语言内容——连带其他语言的相应表述？假如历史应该得到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对概念进行扩大或缩减，以便在概念的转换中，考虑到它在创设意义与索取意义方面的作用。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概念史方法具有特别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中国近代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渡时期。概念系统的整体而深刻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相互表里、彼此互动，其实在性、生动性和复杂性，丝毫也不亚于西方各国。这就决定了关于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可以期待它能有效地丰富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首先，通过概念史研究，实现对近代中国重要概念、基本概念乃至一般概念本身的个案和系统清理，对于认知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透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意义重大。近代中国出现了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仅从日本传来的汉字形新名词新概念，就不下于一千余个。可以说，晚晴以降、特别是清末民初，现代概念体系已经在中国得以全面建立起来，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搭建‘现代思想平台’”的重要作用。可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一般思想史”之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谈“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

其次，概念史研究，通过对影响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制导政治和文化重大变革的新式核心概念，像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立宪、共和、革命、改良、阶级、军阀、民族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重要概念的形成、传播、认同和使用的深入探讨，特别是通过对它们如何与社会政治彼此互动的途径与机制等的揭示，将无疑有助于提供和呈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历史图景，有效地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彼此割裂的认知格局，帮助人们具体而深刻地洞悉与把握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动力，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以近代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而活跃的内容之一“民族主义”研究为例，概念史的视角，就能显示出某种独特的认知优势。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原则并表现为多姿多彩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取向，甚至是一种合法而强势的意识形态，同时还构成为各种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和社会实践。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性的综合性历史现象，也为概念史的透视提供了可以施展的条件。

实际上，近些年已有不少学者在尝试着类似的研究，并对我们认知民族主义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未必都有明确的概念史自觉，尤其是运用概念史方法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觉。

第三、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目的，并非仅为一般性的弄清真相，概念史研究亦然。通过对近代中国进行概念史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影响格外巨大、至今仍然延续的神圣名义、特色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的历史脉络与内涵进行清理和审视，可以增强人们对现代性知识和观念的历史反思性，更好地发挥近代史研究的人文资鉴和反思功能。

不过，概念史研究大不易，研究近代中国的概念史尤难。在近代中国，众多的新概念，往往来自西方和日本，并与中国传统的相关概念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从而形成了不少“中国特色的现代概念”，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的魅力，丰富了其内涵，同时也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学术视野和思想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毋庸讳言，对于许多概念史研究者来说，这无疑都将是一个长期的、严峻的挑战。

2005年“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出版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剑桥学派”的关注，这说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201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概念史”译丛，为国内学者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引介国外学者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与重要的帮助作用。 

“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在他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这样说道：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承认概念变化的事实，而且还要将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从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开始，“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出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支撑的专门领域。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目前，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并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 

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斯金纳自己也一直说，我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修辞的关系，探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一系列概念的研究实践了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另外一种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是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这以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为代表。由于受到德国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其概念史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社会转型和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要在社会史的视野下来理解和把握概念的命运，即概念的兴起和衰亡。他所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人们通过“概念”展开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以及“概念”定义的形成，而是更关注“概念”在其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发展的“指示器”和“推进器”的。 

从思想史研究的空间来说，目前概念史研究不再仅仅局限在这两大流派的诞生地英国和德国，法国、荷兰、芬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对概念史的研究也十分踊跃，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还组织了国际概念史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课题研究，开办概念史讲习班，甚至进行跨国度的联合研究。即使在亚洲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也展开了概念史研究，2008年在首尔还召开了国际概念史学术讨论会。因此，概念史研究已经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新热点，正像芬兰一位学者所说，要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 

目前，国内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介绍。从与开展概念史研究的其他国家，即使与我们相临的日本和韩国相比较，我们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由于此，翻译和出版这套丛书，将能够推进国内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