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伟人。他着处于艰难的由君主专权到君主分权的衰微世道，也有着上古传统文化断裂而带来的心灵撕裂的深切感受，但更是一个将其思想和生命重新熔铸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坚韧的行动者。思想和行动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孔子特殊的风范和魅力，一生积极入世孜孜不倦地寻求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治平之道。因此，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集体智慧结晶的传世文献《论语》就成为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实践人生的真实写照。

春秋时期，随着氏族贵族体制的衰落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问题，即人类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思想行为方式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从《论语》记载的孔子言语中，理想人格“君子”的描述就达百余次之多。在孔子的时代，君子有着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统治者，一是指兼具道德修养和实际能力的人，这两种基本含义在《论语》一书中虽都出现，但更多的却还是后者之义。孔子之所以多次强调君子，张扬君子风范，是因为君子学说是其仁道思想的具体体观，目的就是实现一个“尊尊、亲亲”的和谐的“人”的理想社会。

孔子《论语》中的君子是有鲜明界定的。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兼具高尚品德和完美人格的人中楷模，具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的德性。这种君子型理想人格是尧舜禹汤等圣王已经做到的，也是人们经过自身修养和追求所能达到的。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这样的君子虽然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但为禄而学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人生追求，比求禄更重要的是“谋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道”是君子的人生原则和理想，“谋道”是其生命意义之所在，“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可见，孔子对道的追求达到了竭力尽心的地步，唯如此才能力倡君子风范，使人们都成为严格修养的君子，从而努力地改变“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

孔子的君子之“道”的具体内容是丰富的，凡是与君子修养有关，能为缔造一个“人”的世界服务的，均可纳入其中。这主要归功于孔子对《周易》中“人道”内容的发展。《周易》中，“人道”的具体内容是“仁、义”，而孔子又将“礼”纳入其中，从而丰富完善了“道”的内容。因此，“道”的主要内容由“仁、义、礼”等构成。这三者关系是，“仁”是一种内在精神修养，是动力因素；“礼”是外在言行规范，是静态因素；“义”则是一种偏于内在修养的中介因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仁”主要包括“德”，对人态度、对已态度等内容，“礼”主要包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及要求等，与“义”有着相似中介作用的是“学”。

“仁”是孔子君子成就风范的基础，君子风范的一切特征都是在“仁”的基础上形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说明了“仁”是君子的动力因素，它能把君子的所作所为变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欲求，从而使人能在相对自由的精神状态中修养自己而少有苦行僧之惑。“仁”的具体内容是德，待人态度和待已态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