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实乃儒家自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指两个或更多实体(entity)之间在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精神方面的相互交换、吸收和影响。“通”以气为基础，表现为“通气”。较早的中国哲学研究，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主轴，着重于理气关系或心理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蔚为壮观的范畴研究，则注重于作为思维形式的理、气、心、性、形、神、有、无等范畴，二者皆未涉及“通”。究其原因，可能有三：(1)西方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学科自成立以来，在研究对象的挑选、研究方式的采用等方面，皆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有、无等范畴的提出，显然是以西方哲学的Being和Non－being为其范本。(2)西方哲学没有与之对应的范畴。以原子论为传统的西方哲学所认识的实体是孤立的，中国哲学的实体皆是处于“联系”中的。且此种联系还不止于抽象的关系，而是由气的流行而贯通的有实在内容的关系。(3)“通”是个动词，不具有范畴形式。笔者认为，可以在思维上对“通”进行提升，使之成为一个范畴，恰如英文通过名词化把动词提升为范畴，如把to be提升为being。“通”的范畴可以使我们超出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从思维形式等方面来研究中国哲学，从而更加切近儒家自然哲学的特点，有利于全面而深入地体会中国哲学“究天人之际”的认识成果。 

在儒家哲学中，“通”表现的是实体间的实在的联系。杜维明曾提出“存有的连续性”，指在中国哲学中，人类与“石头、树木和动物有机相连”。可以说，“通”即是这种“连续性”。列宁指出，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这一说法有坚实的西方哲学基础。如果把存在论上的实体和认识论上的范畴对应起来，则“通”是不同实体间的联系；以网络比喻来说，是连接网上纽结的网线。它像中医的经络，而非一个实体范畴，亦非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中国哲学既重视那些存在论意义上的实体、认识论意义上作为范畴的纽结，又重视各个纽结之间的连线。当然，此处又需注意，网络可以是静态的，而儒家自然哲学的“通”则是动态的。它是不同实体之间气的交换(exchange)、交流(communication)、循环(circulation)、相互作用(interaction)和影响(mutual－influence)。“通”可分为自然界不同实体之间的通、人与自然的通，人的自身、人与人的通四个方面。不同实体之间的通是气的交换与交流，人与自然的“通”不仅有作为物质的气的交流，还有人对于自然的感通以及对于自然的道德对待，以及审美意义的人与自然的情景交融等。人和人的交流则主要是情感的、精神的沟通，人自身的通表现为脉络的相通。本文着重研究自然实体间的和人与自然的“通”。 

在儒家自然哲学中，人作为一个实体和自然之间也是相通的。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已经表明了人与天地万物的物理一体性。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人从自然中获得氧气、水分、营养，同时又把二氧化碳、排泄物排入自然。这些吸收和排斥都可以哲学地概括为“通”。当代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在说明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渗透时指出，从生态学上看，皮肤“与其说是一种坚硬的外壳，不如说是一种柔和的、允许相互渗透的界面”。“自我通过新陈代谢与生态系统相互渗透(至少从隐喻的意义上说)，世界与我成为一体了。”罗尔斯顿称此为生态学思考的“一种穿越边界的想象力”。金岳霖也指出：“一旦我们想到未曾二分的实在，我们也就想到了它的有机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部分地包含着存在的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是人类浸入它的同时代的东西和事体并被它们所贯穿，这些东西和事体又浸入人类的事情并被人类的事情所贯穿。所有的实际和人都是相互依赖的。”从一气贯通的中国哲学自然观来看，人和自然的渗透或曰“通”，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黄帝内经》说明了气与人体器官的通：“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ài，咽喉)，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这里主要是讲气与疾病的关系。《管子》强调“坦气修通”。“坦气”即孟子的“平旦之气”。在孟子那里，平旦之气必须得到涵养，才能畅通。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气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它的修和通都是符合“通气”原则的。 

据《孝经》记载，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尚书》说：“惟人，万物之灵。”类似的说法还有《礼记·礼运》篇中的“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以及“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人为什么在天地万物之中为贵为灵？儒家自然哲学认为，这是因为人有智慧与德性，这是人的价值所在。《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解释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受气或者禀气即是通气。人与自然的相通，在古代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周敦颐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这说明，人禀得天地精英之气而成为人。这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就人类本身来说，还有圣贤与常人的区别。儒家自然哲学认为，人、山川、整个自然都是一气贯通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感应。自然的灵气凝聚于人，能产生卓越的人物。所谓钟灵毓秀，就是这个意思。《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理学认为，天命之性是通过气质之性来实现的。这样，气质之性作为一种现实的人性、成圣成贤的出发点、基础或条件，就对人的成圣成贤的功夫具有限制意义。禀气清明的人，比禀气混浊的人较易进行道德的功夫；资质偏蔽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功夫，方能成为圣贤。人自身的通气最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是中医的脉络相通之说。董仲舒也反对气在人身中“滞郁”，指出“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若四时之条条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