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曾不断地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探讨文学创作问题。从先秦开始，人们就逐渐注意到文学托物言志反映生活的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创作的文章，其中心内容就是“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陆机根据文学的实践经验，指出文学创作的难处在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而提出了文学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对“物、”“情”、“文”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比较细致地论述了创作中的构思过程，奠定了研究文学创作的基础。

齐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把创作论列为他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神思》中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神与物游”的思维特点；在《情采》篇中阐明了“为情而造文”的创作原则，在《物色》篇中提出了“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艺术概括理论，同时还涉及文学创作的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大大地开拓了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领域。此后，出现了浩如烟海的文论、诗话、评点等，其中不乏有关文学创作的甘苦之谈和真知灼见，如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把被表现的客观事物概括为理、事、情，把作者的主观条件归纳为才、识、胆、力，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明代李贽、清代金人瑞、李渔等研究了小说、戏剧的创作经验，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主张主观和客观统一，崇尚物我交融，寓情于景，形神兼备，是中国文学创作理论的优良传统。

特殊的审美创造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不能简单地记录事实，而需要把日常的生活现象典型化，这就是孕育作品时的艺术构思过程。所谓典型化，就是化生活素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为此，必须经过艺术概括对生活进行选择、提炼、改造、集中，虚构出新的形象。主题应该是从丰富的生活感受中反复思索和探求而酝酿成熟的结晶，它来自生活的深处，是和生动的表象有血有肉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构思由此继续深化，使生活表象和作家的审美意识融合起来，逐渐形成意象，最后才能化为艺术形象。

语言表达与艺术构思

文学创作在艺术构思的基础上，还有一个语言表达的过程。既要力求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又要寻找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高尔基说：“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论散文》)语言具有描绘形象、唤起读者形象联想的功能，是因为语词所表现的概念是同有关的表象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应当掌握语言艺术的特点和技巧。从所反映的生活出发,去寻求最恰当的语言。

形象思维与艺术思维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掌握世界的方式有其特点，人们把作家形象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过程称为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说：“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又指出:“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形象思维是人们的认识规律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体现为自觉的表象运动，通过形象的联想、推测和组合，而构成新的艺术形象。

北宋文学家李廌，系华州人，投师苏轼门下，为“苏门六君子”之一，苏轼赞其“笔墨翻澜，有飞砂走石之势”。诗风雄健奇丽，七古和七绝尤为出色；散文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颇具逻辑性。华县于明清两代，能诗文者颇多，其中水平较高者有张潜、王维桢、王志湉、王志沂等人。民国时期，华县人的文学创作，多能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或揭露，或批判，或启迪民智，或发出斗争的呐喊。如张仲洽的小说《危船》，用曲折的笔调，讽刺了反动当局在外患面前的不抵抗主义和对人民的镇压。袁桢和张永谦的诗歌《华民苦》与《我忆十八年》道出人民于天灾人祸中的苦难。民国初年的皮影班社强聒社自行创编的剧本《金莲痛》、《剪发令》、《鸦片战》、《睁眼瞎子》等，志在移风易俗，启发民智。大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编演了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话剧、活报剧、快板等，有力地配合了华县农民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初期，咸林中学、县立小学创作了一批救亡图存的话剧剧本和诗歌等。在民国时期，还产生了一些戏剧作家。

解放以后，群众性的文学创作蓬勃兴起，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利用业余时间挥笔创作，县文化馆积极予以指导和培训，使业余文学创作大为活跃。魏凤男、陈胜莲夫妇（教师）自1962年至1979年，在《延河》、《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故事16篇。少华乡农民郑可新在《湖北日报》、《延河》、《群众艺术》等报刊上发表诗歌20多首；张汝鸿的《老镢与大山》刊登在《诗刊》1978年第五期上。史育民、史新宇等也创作发表过诗歌。刘云峰创作的碗碗腔剧本《九纹龙起义》，刘云峰、吉子正改编的碗碗腔剧本《兵火拉伞》由长安书店于五十年代出版。下庙乡农民孙炳灵热爱地方戏剧，潜心剧本创作，从1953年至1989年创作改编的剧本有59个，由长安书店出版和在《陕西日报》、《群众艺术》等发表的就有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