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担心“官员变聪明”，一旦围观对象脸皮变厚，“眼神杀人”就失效了。围观的杀伤力来自聚焦，所以时间拉锯和曝光太多都是围观的天敌，前者消耗耐心，后者分散注意力。最后还可能习以为常、审丑疲劳。

网民要饮下这杯网络监督的庆功酒尚为困难。应看到，由于周至尊事件的“举网狂欢”带给网络监督的巨大泡沫性，完全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一种负面意义。不是吗，南京的一些官员吸取了“周至尊”的教训，由高调变低调，由频发评论到不说半言。显然，公权的这种“藏头遮尾”的做法，是往原本就脆弱的网络监督的伤口上撒盐，以后网民要“人肉”出一块值钱的手表与一包名贵香烟，以及听到他们的半句穿帮式评语，估计很难了。

围观的力量正在此。之所以舆论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不是说舆论本身有什么强制力，而是谁的心中都有关于公平、正义、常识的底线，超出这个底线的事情通过舆论暴露出来，最怕的就是举国皆知。围观所起到的正是这个效果。

掌握庶政的人知道，民意其实是不可违的。面对“民意不可违”的结果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不让民意发声，把将要形成的浪涌消灭于无形；一种是从开始就盖上盖子。所有的控制其实都是信息的控制，但信息的控制在这个网络时代基本是不可能的。围观这种行为所昭示的，也正是这一点。

其实在“行政透明”的要求下，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进行一些透明化的工作。在原来的状态下，围观这种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是很多时候好多机构不是心中还有些傲慢，认为自己即使发布出来也不会有事，就是迟钝到不知道某些东西荒唐到什么程度。透明化与围观者正好也就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基本是不可逆的。只要开始透明，就必须更加透明下去，而围观也是如此，只要开始第一次的围观，就会无数次地围观下去。这种围观的眼睛是无所不在的，任何荒唐事都有可能引发一次大规模的注视行动。围观总会发生的，不仅要习惯之，能敬畏并改正之就更好了。

一些新闻媒体在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经常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个字眼，一些职能部门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发言中，也频频出现这个字眼。在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好像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群体性事件中，为何总是出现“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为什么要参与群体性事件？他们为什么“不明真相”？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从贵州瓮安、云南孟连、湖北石首等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大多数发生在相对贫困的县乡镇地区。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事件总是开始于个别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切身利益受到损害。

二是有关职能部门和领导干部、执法人员介入不及时，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前者是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后者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这两个方面，都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受到伤害的群众，与“不明真相的群众”或是三亲六戚，或是远乡近邻，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朋友有难相互帮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何况，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平时受到的伤害也不少，在教育、就业、看病、住房等方面多多少少都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由于正常诉求渠道的缺失，他们也在寻找发泄不满的机会。此外，基层一些职能部门和干部粗暴散漫的作风，对群众利益的不作为、乱作为，群众早已心怀痛恨。在个别落后的乡镇和农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一些党员干部已经从“亲人”变成了群众的“敌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表达不平、发泄怒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