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并不无贬义地称中国文化为“支那学”。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

（ 2）“国学”即“国粹”。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论语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一共二十卷，11705个汉字，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语录体，是流传下来的语录体的汇编。可谓汉语文章的典范。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及一些书本），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孔子像

关于“论语”命名，

“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个人见解，论语，语录体，在于立论。立什么样的论？无可质疑，无需再议，真理也。之所以用语录体言真理立论点，在于信服。孔圣人的原话就是这样，后人咋理解是后人的问题。至于孔圣人咋说，为啥要这样说，对于我来说是言在意中。服也这句话，不信也是这句话。

春秋左传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传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古人之所以重视写史，是因为历史不仅是祖先的生活记录，还可以从中学习各种知识，指导现世人生。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惩恶扬善，拨乱反正。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称《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

《左传》除了阐释《春秋》思想之外，艺术成就也很高，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小说、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唐刘知几评曰：“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春秋之际，战争频仍，《左传》对战争的记叙尤其令人称道，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扣人心弦。并且，人物成为《左传》的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遥想当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齐桓晋文争霸，楚庄王也要问鼎中原，礼崩乐坏，同时又在外交场合吟诗作乐，说古论今，也足见古人风致。

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有宋刻本；清代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现代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今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