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容闳生平的了解，绝大部份是来自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此书容闳用英文写作，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自传从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开始，内容详述了这位“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的求学经历，讲到他如何进入南京，曾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讨论如何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又叙述他如何在自强运动中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终能以公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全书共二十二章，容闳仅在最后一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1897年的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并在述及他因为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计划而遭清廷通缉后，一语带过1900年曾在上海召开过中国议会，自传便戛然而止。

《西学东渐记》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内容却只写至1898年为止。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以后，中华志士为了拯救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家园，在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宪，也有许多人坚持要革命。书出版时离1911辛亥年只差两年，但容闳却对1898至1909中整整11个年头里发生的事，在自传中不著一字。事实上，当容闳写这本自传时，他早已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以80岁高龄还在筹备中国红龙计划，忙着帮孙文筹款起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地下进行，当然不能将相关的一丁点计划内容、人物、地点等公之于世。既然不能讲革命，容闳干脆连他在自立军起义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谈；而为避免麻烦，索性连戊戌政变也一并轻轻带过。

早年

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之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中就读。

1842年，由于香港割让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

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

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曾经进入南京，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会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治国七策”，洪秀全则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后容闳拒绝赐封离开。他后来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

美国留学计划

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之赞成，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成立“驻洋肄业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国留学。但随后之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量。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无奈下李鸿章本打算让学生们于美就读其他学校，速成回国，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误会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驻洋肄业局”被迫停办，留美学生于出国十年后被迫返国。虽然这次留学活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均有贡献。当中最著名的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120名学生留美之际，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1881年随留学生回国。

晚年

1890年，容闳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本获赞成并被派往美国研究，但其后因盛宣怀反对而告终。容闳其后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戊戌维新之中支持维新派，并参与维新派之政变计划。事败后容闳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1900年，在上海张园参加唐才常召集的“中国议会”，当选议长。在往台湾的途中认识孙中山。被谢缵泰、杨衢云推为“中国国会”会长，容闳于是赴美筹款，惜国内十一月革命失败，于是留在美国，1910年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援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请容闳归国。但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当年有一位学者牧师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尔）在耶鲁法学院演讲表扬容闳，这一篇演讲稿后来被收入《西学东渐记》，成了该书的代跋。推切尔牧师是容闳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闳的婚礼。同时他也是文学家Mark Twain（马克吐温）的终生挚友，当年马克吐温结婚时，他长途跋涉至埃尔迈拉市为马克吐温主持婚礼，而当马克吐温的妻子与三个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继离世时，也都由推切尔主持葬礼，最后连马可吐温自己的葬礼，也同样委由他负责。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亲至纽约主持马克吐温的追思礼拜，老当益壮的推切尔在礼拜中多次泪流不止，祷告时也是泣不成声。

在发展幼童留美计划的这九年与往后几年间，容闳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动多以哈特福市为中心。从他的留美事务所至推切尔的教会信步可达，而马可吐温、推切尔与容闳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几条街的范围之内。从这三个朋友各自所写的书信里，可以看出马可吐温与容闳间确实有多年的交情。从1875年马克吐温在他新盖的新英格兰豪宅里招待容闳开始，马克吐温与推切尔曾多次携手为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游说政府。

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计划，为了劝阻清廷，马克吐温曾带着推切尔去会见马克吐温的好友前美国总统Ulysses Grant（格兰特于1869年至1877年担任美国总统），而格兰特也马上发函李鸿章，迫使他暂缓取消学童留美计划，让小留学生们在美国又多待了一年。而为了谢缵泰及洪全福图谋的大明顺天国，容闳更曾在1901年从香港写信给马克吐温与推切尔，试探是否能用中国赈灾的名义从美国国会申请经费挹注。

马克吐温从1870年代起便鼓吹美国人重视在美华人的人权及尊严，在全美一片排华声中，他是少数曾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的美国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笔生花的文章谴责对华人有偏见的美国国会与大众媒体。当八国联军在北京奸杀掳掠时，马克吐温更仗义执言，以他著名的讽刺文笔，向美国民众描绘西洋帝国主义与传教士为亚洲殖民地人民带来所谓“文明祝福”的嘴脸。为此他曾写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与剧本，也获得了许多正面回响。马克吐温之所以对东方具此情有独衷的理念，相信其影响多少是来自容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