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谈西方的公法文明

今天晚上咱们主讲的内容就是西方的公法文明，那么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中国化的学者去研究西方的问题，那么对研究西方问题的这样一种学术水准怎么来判断？那么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这个标准我认为挺难确定的。你比如说，是不是我研究美国问题就必须要美国专家来认为说“哎呀，中国的学者研究的（美国问题）水平非常高”——就是国外的同行以他那个评价标准为标准。

以前我总是这样认为：你研究德国的问题，那你必须德国的专家来评价；你研究美国的问题，那必须由美国的同行来评价。以前我总是坚持这样一个标准。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标准是可疑的。为什么可疑呢？那是因为你不管做多么好的一个研究，你自我感觉得多么好，但是你研究出来，用文字表达出来，首先阅读你这种研究成果的，或者说面对着你的这个读者，肯定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你这个书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已经设定了你的阅读对象——他只能是中国人或者说主要是中国人。那么我就提出另一个标准。当你研究国外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国内的、中国国民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你的研究如果打动不了中国的国民，打动不了你中国的读者，我认为这很难说你有一个很高的、多高的一个水准。因为这门学科水准，说实话，特别是人文社科方面，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在19世纪90年代严复先生曾经翻译过一本西方的书，叫《天演论》，那么这是一本非常西方化的书。当然用我们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的话，那么这纯粹是一本编译的著作，还谈不上翻译。所以说，在我一本书（注：《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里面这样写了一句话，我说：“一部英国的思想史可以不提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但是一部中国的思想史你不可能不提到《天演论》。”这就是个标准!也就是说,，《天演论》这样一本书，可能在西方同行看来它是非常通俗的。或者说严复先生这样翻译、这样一种观察，也许它不太符合西方同行的标准。但是这本书、它的价值，在中国国人看来的价值，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它超过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学术著作。”我记得当年，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面，他曾经写过他读这本书的、少年时期读这本书的感觉。他用这些话来表达的（胡适当年他读这本书的年龄，大约在十五、六岁的一个少年），他说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像一团火在燃烧着一颗少年的心。”所以说胡适之先生他就从这本书取了他的名字的一个字，叫胡适、胡适的“适” ，跟《天演论》有个直接的关联。你可想而知这本书的影响有多大！

 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学术判断的标准，我认为对西洋的东西，对外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研究肯定有我们中国人的情结，有我们中国人观察问题的不同的视角。那么这就没办法完全以国外同行的这样一个评价标准来进行评价。换句话说，我总认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对外国的东西感兴趣，那肯定是怀着一颗中国心。你不知不觉的当中是在用一个比较的方法来看看别人、再反观自己。我们为什么对美国感兴趣？我们为什么对马达加斯加不太感兴趣？我们对法国感兴趣、对德国、日本感兴趣是吧，对刚果 埃塞俄比亚我们不太感兴趣。那么从这样一个道理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中国人面对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视角，有我们的观察思考问题的径路和方法。那么这就决定了——判断西学一个标准 ——中国人做西学的标准它确实（是）挺复杂的一个评价体系。说实话，我总认为西学在中国是一门最难的学问。我认为这主要倒不是说因为语言的隔阂，关键是一种文化和我们的思维方式一个不同的差异决定的。

 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这个我说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理论。咱们不说现在的海归。我们现在的海归不需要花多少口舌就可以把它说清楚的。咱们说说以前。刚才我提到的胡适。那胡适这个人长得，你看是个中国人，是一个英俊的中国人，或者说我把胡适之先生定义为是一个具有美国气质的中国人。他那种乐观主义、那种信念的确定性，那是完全美国式的。那么他对美国的文化也非常的精通，他在美国又待了那么多年，二十几岁当了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但是大家想想，胡适的博士论文写的却是中国哲学史。他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论文就写的中国哲学史。虽然他一生在鼓吹宪政民主，但是他晚年研究的学问、他感兴趣的学问就是中国学问。比如说他晚年研究《水经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我们一个中国的一种情怀、学术情怀。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人做西方的学问总有些隔阂，它不像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自己的东西那么得心应手。但是，为了我们中国本身，为了我们民族本身，研究西学肯定有意义。而且我特别敬重那些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在研究西学的人。我想今天这么讲这个西方公法文明的时候必须谈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