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惨遭失败。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中国革命由此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探索，幵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及其性质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和武汉两个“国民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相互争斗，达成妥协，实现了宁汉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其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曽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年注册厂家有250户，资本额达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然而，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没有得到自由发展。不久后，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满，但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六)，影印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221页]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全国性特务系统。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四册，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页]；国民党建立的庞大特务系统，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

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总之，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和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连坐切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1934年12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杀害。

国民党政府主要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酷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 967人锐减到1万余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面对极端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毅然举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带领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英勇的抗争。1928年3月被捕的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身陷牢狱仍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就义诗，表达了共产党员的信念之光不灭。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高中级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黑暗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革命旗帜。

怎样坚持革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开展武装反抗国农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会议还提出了“找着的道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的任务。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9月29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7日，起义部队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乂一次英勇反击。

但是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台后反而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促使其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这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对此，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予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识。然而，党在各地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井冈山后，全力进行湘赣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7年11月，成立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中开辟出来的。1928年6月在苏联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在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深刻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同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阐述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提出红军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到1930年夏，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3年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1931年2月，毛泽东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作战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工作者的一大批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等）和社会科学论著及译作，对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评论，茅盾的小说《子夜》，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微课教学视频1：拨开历史面纱 回顾八七会议

微课教学视频2：革命新道路的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