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廉洁的政府。苏维埃政府重视司法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在领导根据地建设中，党的建设也得到加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等民歌广泛传唱。

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身陷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外，主要在于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缺乏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甚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页]。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页]。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这就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一长征。

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1934年7月，党中央就派出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组为红十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又指示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红军幵始长征  历史经验表明：革命政党和革命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1935年3月、4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长征。同年11月，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

长征初期，原来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促使他们对“左”倾错误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三、红军长征胜利和迎接全民族抗战

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其意义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党和红军从危难中走出。从此，中国革命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随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同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尽艰险。随后党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这支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①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民族抗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错误，毛泽东、党中央用很大精力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系统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抗口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作了系统阐述，在理论上武装了全党，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