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后，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侵略者。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学生举行罢课、示威等活动，并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自发进行了抗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同他们合作抗日。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之一李杜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支援。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在该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300人。其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同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此前，其代表同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该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几十万人。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一二·九运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地下党组织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它促进了中华民族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主动权。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下，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突破。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着手整军备战。他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初，他到达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日凌晨毅然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西安事变。党中央派周恩来于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杨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包括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在内的四项保证。上述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在会议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字样。

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全军约4.6万人。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1.03万余人。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

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华北农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妇女，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大后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少数民族群众也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870多次。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言：“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