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任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整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1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一致。因此，它们大多从成立时起，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并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他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斗争中尽了一份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国共产党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及合理的利益；对他们的某些不妥当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开展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效果。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们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国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以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后，杜斌丞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杀害，其所办的多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宣布总部即日解散。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1948年8月至翌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达20多次。其中包括沈钧儒、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等350多人，加上党内干部共1000多人，辗转到达北平，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即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