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一、“大跃进”和初步纠正“左”的错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共中央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由此拉开“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日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年夏季开始，只经过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实际上，这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等。这些认识是纠“左”取得初步成效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和框架内进行的，初步好转的形势还很不巩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及随后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二、国民经济调整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制定

国民经济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基层作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毛泽东指出，由于碰了钉子，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在此基础上，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七千人大会  1962年一二月间，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日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要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次会议发扬了党内的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终于得到改变。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3页）。中央还确定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文化大革命”内乱及其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9页）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页）。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表现为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此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对中共中央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容易沿用和照搬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最终酿成内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方面工作  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重要进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系统未被打乱，特别是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所以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对经济的计划管理。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70年经济建设中，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大体完成。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陆续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重申四个现代化日标。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强调：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255页。）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三位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这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正常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总结。一是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三是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四是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五是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大规模投资，建成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3亿元。

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了飞跃发展。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旧中国在73年间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到1976年，我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全国的路网骨架。全国货运总量从1949年的1.6097亿吨增加到1976年的20.1757亿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

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自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国家共投资2052亿元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建和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大型企业；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三线”建设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为中国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创建了前提。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3.6亿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1亿市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137市斤提高到1976年的316市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76年的4110.9万担，亩产量从1949年的22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6市斤。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初步得到满足，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不断加强社会基层组织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彻底消除了旧社会匪盗横行现象，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极大提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城乡社会普遍现象。

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普遍发展  在文化建设方面，着力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加大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等一批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为繁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发展到1976年的168.7万张。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

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形成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在面对重重困难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形成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为早日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用三年多的时间，建设起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铸就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为改变兰考人民贫穷落后面貌，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诠释着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用十年时间，在峰峦叠嶂的太行山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建成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一代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传奇。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1962年8月，他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成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带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决心，把热血洒在戈壁滩，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新中国国防建设事业，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镌刻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像这样让后人景仰的英模和精神还有许多。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实际行动证明：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

国际地位提高与国际环境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1964年实现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机。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经历了曲折发展，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伟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