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这个时期，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接续发展的征程。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伟大转折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清查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开始纠正冤假错案，调整和配备各级领导班子，部署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但是，要想短期内消除“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严重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但也与党内较长时间存在的“左”的错误有关。纠正这种严重混乱最突岀的阻碍，是当时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

“两个凡是”提出后不久，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致信党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强调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进行抵制。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以此作为推动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领导批判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和“两个估计”，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从此，党扭转了一度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3万人被录取。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 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急切期待党和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限制，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许多人开始思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实践的是非标准到底是什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发表后产生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因此讨论一开始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有力的支持。他发表讲话，批评有些人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这场深刻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各方面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肓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在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部门负责人提岀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9月下旬，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他强调，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由于会前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这次会议首先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与会者对于工作重点转移是一致赞成的，但又感到，如果不正确解决指导思想问题，不纠正“左”倾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不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思想僵化，不解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东北组在讨论中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思想交锋，对经济问题、党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热烈讨论。根据大家的要求，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平反的决定。

12月13 0,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这个讲话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岀了改革开放的任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全会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提出要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还特别强调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后，从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看，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二、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恢复了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此后，又为遭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复了名誉，复査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纠正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还采取措施调整社会关系，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将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同原工商业者区别开来，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申侨务政策。这就为有效地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党内外呈现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和警觉的现象。有的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有的人对解放思想加以曲解，肆意夸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针对这些思想混乱状况，1979年3月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他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明确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还多次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指出，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基本结论。

《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从十个方面作了概括。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判断。《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决议》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议》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等等。这十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党制定《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全会还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三、改革开放的起步

国民经济的调整  针对1977年至1978年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发展生产同改善生活紧密结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在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

经过两年的努力，经济形势较快好转，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报告肯定了调整工作取得的成绩，宣布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

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遭遇严重旱灾，秋种遇到困难。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谁种谁收。这一措施很快调动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借地”中得到启发，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开始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还创造了包干到户，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成效显著，受到农民欢迎。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党内外一度出现不同意见。不少人心存疑虑，担心这样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会偏离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他指出，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了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开来。许多地方一年即见成效，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几年就变了个大样。

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也有部分地方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改革原来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逐渐向高水平的集体化前进。对此，党和政府也给予支持和鼓励。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遊曲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这样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中，开始一步一步坚定前行。

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在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h,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全国推开。1979年5月，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到1980年6月，参与改革的企业增至6 600个。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初步改变了过去只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盈利亏损的状况，增强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意识和市场意识。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城市改革逐步推向经济责任制方面，并于1981年春首先在山东省的企业中试行。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是要

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也在展开。从1979年起，国家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规定供销合作社基层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可以长途贩运。这为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开始进行。1979年，全国出现知青返城大潮。为了缓解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开启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改革。“个体户”由此应运而生。1981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新的政策指引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还出现全民、集体和个体联营共同发展的新经济形式。

对外开放和兴办经济特区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对外开放逐步展开，并取得重大突破。吸引和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或项目），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式和步骤。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展国际信托、投资、租赁等业务。1980年，我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中得到贷款。我国还同日、法、美等国公司共同开展海上石油勘探开发。随着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此后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旅游业异军突起，发展为一个新兴产业。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举。早在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派遣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考察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在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的设想，得到中央批准。不久后，在轰鸣的开山炮声中，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出，广东的对外开放应该先走一步，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2页 ]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我们要求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他还提出，允许广东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设想。中央对此表示支持。关于如何命名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岀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艰苦创业，在几年时间里，将深圳、珠海这些昔日落后的渔村小镇建设成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济特区的创办，是党中央坚强领导、悉心指导的结果，是广大建设者开拓进取、奋勇拼搏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和四面八方倾力支持、广泛参与的结果。经济特区不辱使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

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中央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同月，中共中央还提出，各级党委要克服“清一色”思想，切实做好党外人士特别是具有业务和技术专长的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中共中央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和政府釆取一系列重要措施，逐步解决效率不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等问题，增加地方权力，扩大基层民主权利，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普遍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切实保障审判、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而享有的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等。

1982年，机构改革提上日程。邓小平在这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进领导班子。经过改革，党中央直属单位的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编制缩减17.3%0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调整为61个，工作人员编制缩减1/3左右。在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为党的十二大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