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提出  1982年9月1日至11 0,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崭新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大会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国内工农业年总产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战略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大会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明确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大会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由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2年11月至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纠正了1975年和1978年通过的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举措和新要求。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选举邓颖超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2年至1984年，党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不断推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措施。到1987年，全国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摆脱了停滞的困境。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2年，新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政社分开，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复存在。这是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1985年的“一号文件”，决定对实施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从而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批富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 750多万个，从业人员8 805万人，产值达到4 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城市改革进一步推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党中央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新认识。会后，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其中一项措施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全国80%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企业还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尝试。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试行股份制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加快步伐。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1986年11月，我国决定实施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198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求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85年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日用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这些成就和变化，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比，是很突出的。

“六五”计划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社会发展摆到突出位置。以往的五年计划都称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从“六五”计划开始，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六五”时期，党和政府对人口、劳动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城乡建设、社会福利、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方面作出安排。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七五”计划草案。1986年4月，这个计划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后实施。

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和形成新格局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对经济特区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强调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85年2月，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采取切实措施，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的作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提出12个方面的要求。随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年之内召开三次座谈会，推动《准则》的贯彻施行。陈云在1980年11月中央纪委召开座谈会期间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提高认识，努力加强党风建设。《准则》的施行，对于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干部队伍“四化”建设  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各级领导干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敏锐地提醒全党同志，要注意培养、选拔合格的接班人，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党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为了解决干部队伍老化问题，党中央于1982年2月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把实现干部的“四化”写入党章。按照“四化”标准，党中央加快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一大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懂业务、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脱颖而出，担负重任。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有力推动了干部新老交替和干部队伍结构的改善，保证了干部队伍接力不断和党的事业持续向前。

整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部署，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全面整党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整顿作风，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去。到1987年5月，整党基本结束。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了进步，并积累了在新时期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在全会上强调，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决议》是党的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然而，由于一些人包括有些高级领导干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认识不够、反对不力，导致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没有得到认真贯彻。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这次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大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意义。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不断趋于成熟。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此后，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外宾时明确提出“二步走”现代化战略设想。这一战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上得到确认。党的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治理整顿的开始  按照党的十三大的部署，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这年2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原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

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1988年3月，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在全面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1984年至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工业总产值达6万多亿元，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1985年初党和政府采取“软着陆”的方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1988年夏季准备进行“价格闯关”，全面推进价格改革，放开价格。消息传开后，引发了人们的高通胀预期和恐慌心理，触发了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但国民经济发展的难关尚未渡过，一些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四、国防战略的转变、“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和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

国防战略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判断，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1981年9月，邓小平在华北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岀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1985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重大转变，即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百万大裁军基本完成。1988年，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80年代要做三件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台湾冋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此后他在1983年6月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后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强占。1972年11月，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中国政府立场，将香港、澳门从反殖民主义宣言适用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明确香港、澳门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政府提出香港未来地位问题，试图向中国施加压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口收回香港的决定。中国政府就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两条原则：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晩；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撒切尔夫人提岀，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影响，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邓小平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的。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定了下来。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86年6月，中葡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初步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外交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是1978年8月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同年12月同美国发表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行两个重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个转变是改变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处理党际关系。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作了总结。其中提到：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随着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1989年5月，破裂20多年的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

五、经受严重政治风波的考验

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根本利益。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对中国乃至世界都高度关注的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走哪条道路的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极少数敌对势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页]。他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我们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分析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性质和原因，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任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调整。鉴于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在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一鲜明的政治宣示，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理解、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延续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成功稳住了改革发展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六、邓小平南方谈话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周边一些国家呈现强劲发展势头。我国经济在治理整顿后走出了低谷，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仍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

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低潮，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不仅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