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的请求，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o

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风波中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这次暴乱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89年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1989年秋冬和1990年春，各级党组织对在政治风波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进行清查、清理，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其后，在全党进行了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同时，严格党员标准，培养吸收企业、农村生产一线的优秀分子入党。

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着重对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按照中央的规定，凡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其他领导成员也要定期到党校接受轮训。

党中央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决同腐败作斗争。江泽民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198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在制止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做群众关心的七件事。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对全党转变工作作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党中央还加强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1990年至1991年，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重视。

党中央加强了对新闻舆论战线的领导。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讲话，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做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反对绝对的新I解由。会议提出，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

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促进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政治条件。

应对国际风云变幻  1989年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制裁”。不久，国际形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面对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国际上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的论调，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关键是要搞好自己的事情。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

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为了扭转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确定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1990年至1992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印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顺利实现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并同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54个。中国还成功争取到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但也逐渐意识到孤立中国未必符合自身利益。：1989年7月至12月，美国总统布什两次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来华进行沟通。中方以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积极同美方进行沟通。1989年9月至1990年，邓小平多次接见美国政要和学者，指出：第一，中国目前的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必须看清楚。结束中美关系的严峻事态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93年11月，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经过努力，中国有效应对了政治风波后的种种外部挑战。中国外交坚定地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

继续开展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工作  政治风波后，一度被延误的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和必须抓好的重要环节。经过治理整顿，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国民经济保持适合实际的一定增长速度，供求平衡矛盾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初步缓解，市场秩序明显好转。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浦东新区的建设,不仅促进了上海的迅速发展，而且对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易的开端。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将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的强烈信号。

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X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的确立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199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迈出新的步伐，国内外十分关注。在指导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过程中，江泽民在1992年6月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中共十四大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 0,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指岀，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大会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作出调整，把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至9%;提出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大会报告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写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由此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也是难点所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从1994年起，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先后选择2 700多家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国务院还选择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采取多种政策，在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

上述改革和调整，从实际步骤上加快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出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景象。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猛、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上涨等新的问题。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大力加强宏观调控。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6月印发的《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以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16条重要措施。经过3年努力，投资过热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秩序逐渐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同时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实现了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为经济健康发展和后来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也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了哈尔滨等4个边境、沿海省会城市和太原等H个内陆省会城市及一大批内陆市县，到1997年，逐步形成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1995年，“八五”计划胜利完成，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同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江泽民在全会闭幕式发表讲话，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12个重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阐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

为进一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从1991年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开始实施。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具体部署和规划，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自1993年至1997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出台了近百部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其中多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立法，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和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举世瞩目。

同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指出，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基本问题。大会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深刻阐述，指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大会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要求。大会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新论断。大会指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论述，体现了党在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理论认识的深化。

大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对如何实现第三步目标作出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i己，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倍基为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快推进改革，并强调着重抓好两个大头：一是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一是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对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1995年3月，江泽民在江西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要长期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不变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从长远趋势来说，逐步走上集约化、集体化道路，是农村发展的大方向。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加快，我国农业管理体制和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方针。199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解决“二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会议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全会提出的坚定不移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让亿万农民安心地在承包的上地上进行生产和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温饱和增收问题，党和政府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工作。1994年制定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 20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5%左右。

党的十五大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国务院按照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改革思路，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通过债转股、国家技改专项资金、国企上市变现、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打响三年脱困攻坚战。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等一批按照市场要求运作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相继组建，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国有小企业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釆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改革步伐。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末，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大量职工下岗问题，党中央反复强调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1996年，上海率先创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这项“民心工程”推向全国后，为国企职工分流架起了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199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各级政府按照中央部署，为下岗职工建立起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启动以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许多地方还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择业观念，积极发展第二产业，拓宽就业渠道。这些措施保障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和风险。

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基于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的深刻总结,党中央深刻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防范工作，切实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根据这些重大决策，我国扩大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同时明确了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要在21世纪初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为推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86年7月，中国政府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开始同缔约各方进行谈判。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中国开始与世贸组织成员国逐一进行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名成员。实践证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参与制定规则和竞争的有利位置，从而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5月，党中央准确分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在继续实施"863”计划的同时，1997年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973”计划），加强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o 199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实施。国家在1995年、1999年先后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以加强高校建设。特别是敏锐抓住信息化迅猛发展带来的机遇，在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时就作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决策。

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我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党的十五大和翌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大力推进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环境质量达标工作，全面开展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党的卜五大以后，国务院颁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展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启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逐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从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要求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对此作了进一步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面启动。随后，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国务院制定出台有关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规模；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1997年12月，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根据这一战略部署，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侧重引进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到非洲、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到2001年底，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合作项R 195个，总投资46亿美元；累计设立各种境外企业6 610家，其中中方投资84亿美元。“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拓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党团结带领人民从容应对各种严峻风险挑战，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战胜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到2000年，我国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2000年.“九五”计划胜利完成。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X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打得赢、不变质，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作战图景，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中央军委对此高度关注，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同时对军队后勤保障体制、军事院校体系、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等，进行重大调整和改革；国家增加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因此取得重大进展、实现重要突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为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和形势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党中央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积极应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一时期，我国向国际社会提出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倡导并致力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展现了中国为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诚意、智慧和力量。

这一时期，我国在发展睦邻合作友好关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倡导并推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一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这一时期，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2000年9月，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成立。这是首个永久定址中国、非官方的国际性会议组织。10月，我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总的来看，世纪之交，我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斗争中越来越主动，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四、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与两岸交流扩大

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20 日，澳门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澳门的回归，使“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为现实，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回归祖国后，香港、澳门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澳门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香港、澳门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香港、澳门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海峡两岸交流的扩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和政府推进同台湾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双方人员往来。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11月，双方就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1993年4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成功举行会谈，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建立了两岸制度化联系与协商机制，两岸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

但是，在美国等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台独”活动趋于猖獗。1995年6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公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后乂抛出所谓“两国论\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针对台湾岛内和外国敌对势力不断加剧的“台独”分裂活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斗争。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五、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明确党的建设总目标与两大历史性课题  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科学分析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途径，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党的卜五大把党的建设总目标概括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2000年1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提出要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岀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为适应新情况，党中央及时提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加快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组建党组织，不断扩大党的g作覆盖面。从2001年8月起，开始在新的社会阶层中进行发展党员的试点工作。

“三讲”教育的开展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所在。1995年11月，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必须把教育干部特别是教育领导干部摆在突出位置、作为关键的一环来抓，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1998年11月至2000年底，全党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广大干部在“二讲”教育中拿起批评与A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下，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1993年8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提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做好反腐败工作：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二是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三是紧紧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刹住群众最不满意的几股不正之风。为了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健全相关机构。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成立。这一时期，党中央还制定了党风廉政法规，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了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对加强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党中央还果断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实行收支两条线、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制度等决策，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深入思考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5月14 R,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蕙妳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贯彻，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也为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