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十二年的“要义”
1990年初，当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袁方（1918-2000）教授邀我为社会学系讲授比较文化方面的课，我爽快地答应了。现在想来，当时年轻气盛，胆子大，没有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1990年4月23日，我将编写好的教材《比较文化模式》交给社会学系的打字室打印。因为时间紧，没有校对时间，教材十分粗糙。当时使用的是铅字打字机，字迹模糊，错误很多，这就是该书的前身。后来，我以这门课为基础，在北大开设了针对全校本科生的通选课，即现在的“心理行为与文化”。这样算来，这门课已讲了22年。由于讲义牵涉的问题太多，极难把握，尽管一改再改，我总不敢拿来出版。当课堂上学生问我有没有教材时，“正在编写中”这句话我说了20 多年。由于没有教材，课堂上总是灌输多，讨论少，这始终是我这个授课教师的一个心病。前年，我终于下决心将讲义定型出版。经过一年多的修订整理，今天终于以《心理文化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之名出版。看着从出版社拿回的该书的二校稿，再翻看22年前那纸张已泛黄的讲义，我为多年的讲义能集结成书而欣慰，为自己的慵懒磨蹭造成课堂上学生的不便而歉疚，也为岁月的沧桑而感慨。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可爱的学生们说：“讲义印出来了！”“这一讲安排先阅读教材，然后讨论！”
22年占了我学术生涯的大部。这期间，我一边授课，一边在研究中使用着授课中阐述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我也把这部《心理文化要义》看作是我20多年学术人生的简要总结。
这20多年，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觉得有两件事，比较大地影响了这门课和这本书，也支撑着我坚持不懈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一件事是冷战后出现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因特网等通讯设施的发达，使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密集，把世界连成了一体。有乐观的学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看法，也有人说“世界在变平”。我常问自己：在人们都在讨论世界要变平的今天，我仍这样执著地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是不是不合时宜？我思考的结论是否定的。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论点，旨在告诫人们（尤其是西方）不要盲目乐观，今后的世界，以文明为分界线的冲突将加剧。他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不幸的是，冷战后世界上频发的宗教、民族冲突和恐怖活动，似乎在应验着亨廷顿的预言。我们看到，在世界出现一体化趋势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相反的趋势，即人们寻求文化认同、强调自己民族和宗教特色的趋势。仔细想来，这两个趋势并存是必然的，这背后是人们文化认同的焦虑。社会变化越剧烈，人们越需要寻求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趋同的趋势越是猛烈，人们就越是求异，越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当人们喝的是可口可乐、穿的是牛仔服、看的是好莱坞大片时，自然会疑惑：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会不会变成美国人？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变成美国社会？幸运的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并不都是变化那么快，文化的内核是很难变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仍同我们的父母辈、乃至祖父母辈有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不会变成美国人或其他族群的原因所在。我相信这种探索文化差异性的工作没有过时。心理文化学的前身是国民性研究，一定意义上说，国民性研究就是一门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学问。心理文化学作为升级版本的国民性研究，能够为当今世界寻求身份认同提供帮助——这个信念一直鼓励着我坚持这方面的探索。
另一件事是生物学界对人的基因组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我不太懂生物学上的东西，但我一直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关注这方面的进展：“科学家发现母亲育儿方式可能通过基因遗传”、“振奋不已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发现了掌管语言的基因”、“女性直觉可以用基因来解释”、“德国科学家发现了控制胆固醇的基因”等报道，常使我激动不已。10年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不久前又完成了千人基因组测序，绘制了据说最详尽、覆盖率达到人类的95％基因组遗传多态性图谱。至少从理论上说，今后科学家能够快速锁定任何与疾病相关的变异基因，从而准确地制定出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我在为生物科学取得的巨大进展而兴奋的同时，也为社会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进展缓慢而沮丧。人的基因隐藏着我们个体遗传的密码，黄种人不同于白种人的身高、体形、肤色、眼睛等是由基因决定的，儿子与父母在身体、性格以及行为方式上的一致性，也有基因基础。由此我想到，我们人类的文化延续性，是否也有类似某种生物基因的东西支配呢？我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情感模式、人际关系模式以及行为方式等，是有“遗传性”的，这些东西一代代传下来并传下去。这种延续性给我们生活以稳定感，使我们减少了许多选择的麻烦和焦虑。这种不变的、在背后支配我们行为的“密码”，不是十分类似某种生物“基因”吗？当然，这种“基因”不是存在于人的细胞中，而是存在于文化之中，人类的行为恐怕最终还得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我甚至有时把心理文化学对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的比较研究，比做生物学对人的基因组的测序。这样做比或有不当，但我相信有一定的道理。这种信念是支撑我坚持进行这方面思考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我出身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受教育条件差，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教育受影响。文化知识底子薄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的软肋。当时的初中和高中，不怎么抓学习，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学与不学基本全凭学生自己。我就是在这环境中，凭自己的兴趣读了一些书，勉强弥补一些学校教育的不足。但现在想来，自己也有所得：可能正是这种不为考试，不为拿学分、拿学位，而是基于兴趣的学习经历，使我一直保持了对学术研究的强烈兴趣。我对眼下盛行的那种“拼凑一帮人、申请一个项目、花掉一笔经费、搞出一个拼盘，应付一次评审”的科研做法很反感，认为这违背了学术研究高度个性化和独创性的要求。我坚信兴趣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动力和精髓。我不敢说我的学问做得好，但我敢说我的学术活动都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或为了完成某个项目所为，而是基于兴趣的探索。正是在这种不受学科限制、不为“项目”、“经费”所累的自由探索中，我接触到了美籍华人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理论，认为这门学问的视角和方法很适合我，我便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于该学派。我花很大力量对许氏的学说进行梳理，厘清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对他的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我将他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单独列出，命名为“心理文化学”。所有这些努力都体现在这门课和这部教材中。本书虽是作为教材出版，但它绝非拼凑之作，它是我对心理文化学这门学科的全面整理，凝结着我在这方面常年思考的结晶，因此，说它是我学术生涯的要义一点也不为过。
所谓“要义”，乃是讲义的要点，它是将原讲稿删繁就简后的结果。原讲义中有大量的事例分析，集结出版时都删除了。但这样做的结果，也有一些弊端：有的章节显得过于简单，只有理论概括而缺乏实例支撑，我希望读者在读到这样的地方时，想一下本书的题目和它的授课背景，把这些地方当作是作者（讲授者）提出的问题要点，进一步思考和验证工作留给读者来做。当然，我期待有一天能出版一部更丰富、遗憾更少的《心理文化学详论》。
在书稿交出版社前，厦门华侨大学的游国龙博士、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张建立博士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胡利国先生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他认真审阅了书稿，发现了诸多错误，这促使我又对原稿进行了一遍仔细的检查。感谢他的认真作风和敬业精神。
看到努力多年的心血终于出版成书，作者自然有一种收获的喜悦，这是一种非文字工作者难以了解的体验。但书一旦正式出版，便成为公器，所有错误和缺点便推到众人面前，白纸黑字，作者再无修改、隐藏、辩解的余地。在尚未见到成书之时，作者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在将来再版时进行修改和补充和准备。
尚会鹏
2012年9月24日 于白求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