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国民性”新论

演讲嘉宾：尚会鹏

时    间：2015年6月27日

地    点：宁波市图书馆报告厅

嘉宾简介：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印度社会文化、心理文化学、比较文化及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印度文化史》、《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等

尚会鹏：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国民性新论”。我主要想谈三点：第一，国民性及其研究；第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一些特点；第三，一些思考和建议。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提到“国民性”这个词，大家很容易想到鲁迅先生、林语堂和台湾作家柏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论述。但这些描述，属于文学性质的，不是学理性的研究。作为一种学理性的国民性研究，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从人类学中分化出一批学者，研究文化与人格问题。到了二战前后，这个学派达到了繁盛，涌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一部有名的著作是写日本国民性的，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战后，国民性研究衰落了，现在已不大使用“国民性”这个词了。为什么衰落了呢？因为这个学派使用的方法有问题。他们很重视育儿方式，重视人小时候的生长环境，这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人小时候受的影响会留在人的潜意识中，影响人一生。“文化与人格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育儿方式，比如怎么抱孩子，怎么给孩子喂奶，怎么跟孩子互动，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性格。人在幼小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记忆，经历的事情就决定了后天的性格，这的确有点极端。所以，该学派曾被批评为“奶嘴与尿片学派”。另外，这个时期的国民性研究，还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他们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人的国民性、印度人的国民性，似乎都是病态的。与西方人比较，西方人是正常的，其他人都带有病态特点。这也是国民性研究衰落的一个原因。

“国民性”学派的衰落，是不是这方面的研究就不需要了呢？不是的。从学理的角度看，可以把“国民性”理解为“对一个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整体性论考”。我们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我们自身行为的一种认知，是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是一种自我认同。一个人有自我认同，一个族群也有自我认同。过去需要认识“我们是谁”，现在也需要。在“全球化”的今天，毋宁说更需要认识“我们是谁”的问题。

自我认同问题的产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一个“他者”的出现。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得有中国以外的人作参照。这个“他者”，是近代中国遭遇到西方国家以后出现的。这就像一群猴子，如果猴子一直与猴子生活在一起，它永远不会问“我们是谁”，但如果猴群里来了一头鹿，发现这头鹿长得很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走路、奔跑也不一样，这就产生了“我们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都一直处于一个文明的中心，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一个真正的“他者”。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模糊的自我认同，就是：我们是天下第一，周边都是茹毛饮血。这当然谈不上是正确的自我认同。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他者”。西方的传教士、官员到了中国，写了一些书，描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这就是最早的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论述。这些论述引起了中国一些文人的反思，譬如，鲁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就是受了传教士斯密斯（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的影响。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国民性”探讨又热起来了，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国的富裕和开放，出国旅游和来中国的外国人多起来了。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游是1.17亿人次，入境1125.06万人次。现在中国人与世界的接触，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这就有了“人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人”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一些对海外中国游客的负面评价，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怎么看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国民性”的认识。

要对一个族群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做整体的把握，必须要有新的方法，老的国民性研究方法不行。在这方面，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国民性研究衰落后，仍在这个领域探索。我们对他开发的工具、模型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心理文化学”。“心理文化学”可以说是“国民性”研究的升级版本。我今天来讨论“国民性”问题，使用的是新的方法和工具，所以叫“新论”。关于“心理文化学”，我有一本书，叫《心理文化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里，我只介绍其中的一个基本看法。心理文化学引入了一个整体把握人的模型， 它把人的存在看作一个“场”，这个“场”由内而外，由若干同心圆构成（如下图）。最内的两层是“潜意识”和“前意识”，这是弗洛伊德重点分析的两层。再向外，依次是“限表意识”和“可表意识”层，这已经到了作为生物体的人的最外层了。再向外是“亲密的社会文化”层。这一层很重要，这里的人是“亲密之人”，物是“心爱之物”，文化理念是“执著之念”。对我们来说，这些内容像水、空气一样，一刻也离不开，所以这一层又叫“生命包”。我们考察人，必须要带上这一层的内容，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个体与“生命包”的互动过程。你跟这个“生命包”一起，构成“基本人际状态”（图中斜线部分），这才叫“人”。个体与“生命包”处在动态平衡之中，这个过程叫“心理社会均衡”。

人这个“场”，还有外面的几层：“作用的社会与文化”层和“更远的社会与文化”。最外面的一层是“外部世界”。人这个“场”共有七个同心圆（八层）组成，这是一个整体把握人的模型。

人的“生命包”类型以及个体与“生命包”的互动方式，构成一个族群的“基本人际状态”。从“基本人际状态”出发考察一个族群的特性，是心理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不再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而用“基本人际状态”。如果说“国民性”是1.0版，“基本人际状态”则是2.0版。 

人这个存在系统，是一个由多个同心圆构成的“场”。各层的内容不同，重要性也不同。如果给每一层涂上颜色，就形成了一种类似光谱的东西，可称之为“生存谱”。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对这个模型各层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层（“亲密的社会文化”）的内容和互动方式也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基本人际状态”，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就如同不同物质在光谱中形成独特的“谱线”。这是一种新的分析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定位中国人，我们发现，中国人的“生命包”（“生存谱”的第三层：“亲密的社会与文化”）主要是由亲属成员构成的，并且极为稳定。也就是说，在“生存谱”中，中国人的第三层表现得特别稳定而强烈，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谱线”。我把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类型称为“伦人”。

“伦人”是人的存在系统的一种独特形式。它最大的特点是，人的“生命包”主要由亲属成员构成，关系密切而恒定。据我们考察，在世界上不同“生命包”类型中，“伦人”的“生命包”是一种最稳定的类型，因为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亲属成员，而亲属成员的身份是不变的，与生俱来，亲属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所以极为稳定。人与非亲属人员的交往，都是从他最亲密的圈子向外推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叫“五常”或“五伦”，就是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中，三种又是重中之重，即父子、夫妻和兄弟关系，称为“天伦”。由父子关系推导出君臣关系，朋友关系是由兄弟关系推出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人的最基本的认知。所以，我们不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如何，而是说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这样的，它在人类“生存谱”中表现出的独特“谱线”是这样的。

由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产生了人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一系列特点，这就可以讨论我演讲的第二个问题了，即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一些特点。生活在“伦人”状态下的人，在行为上具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比较重视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亲属成员在“生命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高度稳定。中国人在看待世界时，把重点放在这个以亲属关系展开的人与人关系上的。我们知道，人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关系等，但不同族群对这几组关系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中国人就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比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重要得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活着最重要的。这就是一种“人伦中心”的生活方式。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就有些忽视，就像一个人，有了一种偏好，就会忽视其他方面。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因为中国人“生命包”里亲属成员太重要了，没有给偶像、神明留下位置。中国人的神明，大都是功能性的，即它们不是我们“生命包”的内容。譬如，传统中国村落中有多种神庙，瘟神庙、关帝庙、王母娘娘庙等，想生男孩子，就到王母娘娘那里去烧香。想让猪多下点仔，就到瘟神庙里去拜。想发财，就去拜赵公元帅。每个神明担负着不同的功能。这就像我们现在有病就到医院看病、想买菜就到菜场去买一样，神是功能性的，只在有用的时候才拿来。中国人虽然没有宗教，但这种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形成了类似宗教的东西，或者可以称之为“人伦教”。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很可怕，但我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是因为中国人生命中有类似宗教的东西发挥作用。中国人有一个极为稳定的“生命包”，这里没有神明的位置。现在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有了不正确信仰的人。ISIS组织、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者，就是一群信了邪的人。中国人只要保持着良知和善良，不坏良心就行了， 不一定信仰什么宗教。

中国人对家庭以及亲属关系的重视，带有某种“文化基因”的性质，影响着我们行为，代代相传。我举一个例子。在美国传教士Chester Holcombe(何天爵)，清末来中国，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天性》的书，书里这样描述：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系很强，这种对家的眷恋逐渐发展为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我们知道，传统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背井离乡，现在一些在世界各地的老一代华侨，仍有一种死后要回归家宗族的文化心理，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清末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当然有变化，如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到外面谋生。但是中国人“生命包”的特点，即亲属体系至高无上，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特点，仍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说，中国每年的“春运”，中国政府几乎是以战争状态对待每年的“春运”。2015年的春运40天，运送了28亿人次，称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俗性大迁徙。“春运”期间人的活动去向是哪里？是“家”。不能说都是回家，其中当然也有外出旅游的人，但绝大部分是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几乎具有了宗教意义，成了中国人的“朝圣”活动。这与清末美国传教士描述中国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一样，比如，过去没有高铁，现在坐高铁回家；过去通讯不发达，现在用手机联络。1992年的春节，我在印度，在电视上看中国“春运”消息的同时，也看到了对印度的宗教节日——大壶节盛况的报道。北印度的朱木拿河和恒河交汇的阿拉哈巴德，被认为是最神圣的地方，“大壶节”是在每年的中国的春节前后，没到这个日期，都有大批的宗教徒，从家里涌向这个地方去朝圣，用恒河水沐浴。每六年一次大祭的时候，沐浴者更是人山人海，方圆十几里都搭满了帐篷。这时候，印度政府也像中国政府对待“春运”一样，处于临战状态，调用大批警力维护秩序。即便这样，仍经常发生踩踏事故。这也是一种民俗性迁徙活动，但人们行为的目标，与“春运”正好相反，不是“回家”，而是从家里涌向宗教场所。这说明，人们所重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生物界有一些动物有定期回游的习性。像大马哈鱼，在内河产卵，长大一些后便游向大海。到了该产卵的时候，再回游，游回老家产卵，然后死去。下一代也是这样。决定大马哈鱼的行为是基因。人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它是文化在起作用。像中国的“春运”，印度教徒、穆斯林的朝圣活动，都是习俗性的，但在表现上，与大马哈鱼的回游习性有相似之处。

中国人的亲属集团很牢固，“生命包”高度稳定，有很强的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使中国人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我们知道，世界凡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华侨，华人的生命力极强，这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人有一个稳定的以亲属体系为核心的亲密圈的保护。这个亲密圈，可以低成本地缔造。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中国经济上。宁波这个地区，有大量的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往往比国有企业更具有活力。不仅是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企业也是这样。在企业里，老子是董事长，儿子是经理，媳妇做会计，弟弟当保管，相互信赖，缔结的成本很低，却有高度的活力。现在世界出现了家庭解体的趋势，而中国人“生命包”构成的特点，带有较强的抗击家庭解体的力量，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

但这种行为方式也有缺点。中国人在与非亲属成员打交道的时候，喜欢把人际关系拟亲属化。与陌生人打交道，首先要模拟亲属关系，相互信赖。中国村落里的人际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亲属关系，一类是非亲属关系。亲属关系里，有亲子关系，如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等；有平辈关系，如兄弟姐妹关系、夫妻关系等；还有一种是因婚姻而缔结的关系。这些都叫亲属关系。在非亲属关系中，有邻里关系、同学关系等。但在非亲属关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拟亲属关系”。如“拟亲子关系”的“认干亲”：两个家庭关系很好，便采用“认干亲”的方式强化关系；“拟平辈关系”的“拜拜把子”：中国历史上，在兵荒马乱时代，这种拟平辈关系就很发达，水浒传上的108将就是一个拟兄弟关系集团，“桃源三结义”也是一个“把子”集团。此外还有一类是“拟婚姻关系”，不是婚姻，但是两家假想两个孩子结亲了，是假想中亲家。这样，村落中只有一少部分关系是没有被拟亲属化的。中国人在与非亲属人做缔结关系时，倾向模拟亲属关系，把关系拉近。这也带来了缺点。例如，现在大家都很痛恨腐败，不断地有“老虎”被打，揭露出来的腐败，很大一部分跟中国人的家族主义、裙带关系有关。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内集团”和“外集团”两个不同质的世界，一个是我内部的人，另一个是外部的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尽量把“外集团”的资源拿到“内集团”来分配，这就是“裙带关系”，“拉关系”、“送人情”，这是目前中国腐败的文化根源。

第二个特点，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人处在一个密切圈子中，处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下，个体不是独立的，而是与他人纠缠在一起的。我们日常说两个人的关系好，会说“好得不分你我”，会说“咱们之间，不应分你我”。“你我不分”的确是我们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状态。在这样一个关系圈子里，是不能有隐私的，没有隐私，才能建立亲密联系。倘若大家都很客气，都有隐私，就无法建立亲密联系。建立亲密联系的代价就是牺牲隐私。所以中国人对于隐私不敏感。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法律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但这是一个舶来品，对我们来说仍是很陌生的。无隐私，是相互依赖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它的基本预设是，人是可以信赖、可以相互依赖、可以建立亲密联系的。我依赖你，你也可以依赖我。我给予你的每一分好意，都可预期得到你同样的还报。你也可以有同样预期。我接受别人的任何一个好处，都意味着我需要相同甚至更多地还报别人。

是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这样的呢？不是。在“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下，个体是独立的，“我”是最重要的，“我”与“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上司，外国人等，都倾向于是等距离的。“我”与父母、与亲属成员的关系，同陌生人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界限是清晰的，内核是坚硬的。在美国社会，家里也很强调个人隐私。为什么要强调隐私？因为隐私是个人的“内核”，隐私为个人的存在设定了边界，没有隐私，就没有个体独立。但由于强调隐私，就很难建立亲密的联系。这种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就更像是商品交换，更像是做买卖。

我再举一个印度的例子。我在南印度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雇了一个翻译，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我与他谈好价钱，一天150个卢比。谈好以后，就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见面，赠送了礼品。但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这个小伙子总是向我要东西。向我要笔，要笔记本，要袜子，我都给了他。后来又向我要衬衣，我就烦了。心想，早听说印度人爱占小便宜，果然如此！但中国人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拒绝，我说，我没那么多衬衣。等我回到德里，我看看有没有多余的，如果有的，再送你。我认为我这是委婉拒绝。但他没有听懂。回到德里后，有一次他爸爸给我打电话话，说我儿子说了，你要送他一件衬衣。我很无语。后来，他爸爸来德里的时候，我说，衬衣没有了，这件圆领衫送给你的儿子吧。

但后来我想，这可能是文化不同造成的。我是按照中国人的交往方式行事的，但在跟印度人打交道时候，这一套方式不一定管用。印度人的人际关系不是“相互依赖”模式，而是“单方面依赖”。地位高的人与地位低的人是不一样的。印度人认为，地位高的富人帮助地位低的人，富人帮助穷人，是理所当然，被帮助者不一定要还报，甚至也不一定表示感谢。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人与神明之间的关系：神无所不能，帮助每一个人，但人并不必还报神，也不必感谢神。我虽然不是一个富人，但在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眼里，你是大学教授，是外国人，是有钱人，你帮助我，理所当然。他可能认为：我在给你一个做好事的机会，是我在帮助你，你要感谢我。大家知道，“施舍”这个概念，是通过佛教传到中国的。施舍是一种无私的奉献，是不要求任何回报。另一方面，印度有许多人乞讨。印度的乞丐，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乞讨得理直气壮。印度的乞丐不完全因为穷，还有文化上的原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方面依赖”模式。乞讨和施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方面是无私的给予，另一方面是不考虑还报的获取。在理论上，有多少乞丐就有多少施舍行为。要不然，那么多的乞丐在，向谁乞讨？

    中国人这种在内部不分你我、相互依赖、却把内部和外部截然分开的特点，也在我们的住宅上反映出来。北京的四合院，特点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截然分开。中国人的许多住宅，都有高高的围墙，一定要以外面看不到院子里人的活动为准。这种住宅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家内的世界和家外的世界截然分。但是在屋子的内部，却不强调房间的分隔。很多房子，一进去，没有夫妻的房子、老大的房子等分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房间的任何地方活动。它强调的是内与外的区分，而不是成员之间的区分。有时候虽然也有个人房间，但大部分时间都是集体活动。一个人若天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孩子的行动，要让大人能随时了解，大人才放心。这种情况下，隐私当然难以建立，不过，这却是建立亲密联系的需要。这一点与美国人的住宅构造形成对照。一般的美国住宅，是没有高墙的，有的只用很低的栅栏，但绝对不影响从外部看到你房子的窗帘。但房间的配置，却与中国人住宅完全相反：个人空间的分隔极其严格，夫妻之间、子女都各有自己的房子。虽有共同活动的空间，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不经房间主人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入房间。父母进子女的房间一定要敲门。房间里面的东西都有明确的归属。

    相互依赖的关系模式带给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和义务感。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个体接受的主要是责任、义务、服从的教育，而不是独立、自由的教育。个体有一种很强的责任和义务感。汶川地震，有这样动人的一幕：从废墟里救出一个人，已经奄奄一息，在他胳膊上写着：我欠朋友王小文3000元。湖南有一次矿难，救出来一名矿工，在他安全帽里，用粉笔写着这样的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带好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中国人在将要死亡的时候，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人和亲人朋友的关系，是没有完成的义务。如果没有报答父母之恩、亏欠朋友的人情，会有深深的内疚，到死都想着要还报。

但这种强烈的还报意识也有弊端。有时候它发展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沉重的人情负担。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叫小静的研究生，很优秀。到了美国，她从小没有父亲，母亲带着长大，她舅舅帮她上了大学，她到美国去读书，她舅舅还给她一笔钱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妈妈说这是舅舅的恩德，一定要还报。后来她接到舅舅的电话，说是儿子要结婚，你现在去美国了，有钱了，请寄2万美元来。小静好不容易给他凑了2500美元寄回。她舅舅很不高兴。后来，舅舅让她把表兄弟办到美国去，她也没办法办，舅舅就生气了，说她忘恩。后来又写信，说是舅妈病了，肝癌，问她要钱。在报恩的压力下，她拿了做实验的黄金变卖，给舅舅寄了一笔钱，结果被实验室抓住，遣送回国。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人会被人情的负担纠缠，若不还报恩德，内心和良心上过不去。假如她手里有权，她就会通过一笔交易还报舅舅，那就是腐败。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关系、人情网络中，中国揭露出来的许多腐败干部，是被“关系”和“人情”害的。

第三个特点，是“圈子”和“圈子意识”。在“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下，人处在不同圈子中，人的排列状态，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池塘，引起一圈一圈的水纹。水纹的中心是自己，分成不同的圈子，越向外推，关系越远。中国人的圈子有三个：最内的圈是“亲人圈”，由父母、家人组成，这是“生命包”中不可替代的成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圈；第二圈是“熟人圈”，由朋友、熟人组成；最外面是“生人圈”，是由互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组成。我们与这三个圈子的人打交道，使用不同法则：与亲人打交道，是“亲情法则”，这个法则的特点是：每个人都自发地对他人施恩和报恩。在家里，你与你的父母、孩子之间，都是自发的施恩和报恩，规则不是很明确；在“熟人圈”中，遵循“人情法则”：你给我好处，我还报你“人情”。在这个事情上你帮助我，在那个事情上我还报你。在我帮助你的时候，我会预期你会还报我，你接受我帮助的时候，你也预期我能还报你。这种还报不是自发的，“人情”是“做”出来的，是可以“送”的，但也要还报，所以也是相互依赖的。在“生人圈”，使用“公平法则”：我不认识你，不相信你，我们之间公平买卖，就像在市场上做生意，讨价还价，公平买卖。这是陌生人打交道的模式。

在村落社会，这几个圈子的运行很有意思。以卖肉为例。卖肉本来是一种买卖，但买卖发生在“熟人圈”中，就有了不同的运作方式：张三卖肉，张三的一个好朋友去割肉。问张三：“肉多少钱一斤？”。张三回答：“咱们是朋友，问什么价啊。”于是便“唰”地割下一块，也不称重：“咱俩谁跟谁啊，拿去吃吧。”这朋友拿了肉，付钱，张三无论如何不收。但张三这样做的时候，他是有预期的，那就是，你不会白拿我的肉。肯定会还报我。朋友拿肉回家，他会再去给张三送钱。送多少钱呢？他要估计一下，必要的时候要称一下。比如十斤肉，按当时猪肉的价钱，要100块钱。这100块钱是必需送回去的。他会让孩子把钱送回去。送钱最好不要只送100块，那样显得小气，你要多出这个钱，比如送150块，或者送200块，让张三随便留，这样才大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一个预期，就是张三绝对不会多收他的钱。当送去200块钱的时候，张三会说，这么客气，不是说不要钱吗？客气一番后，张三会对那块肉估计一下，最多只留下100块钱。这个交易就完结了。你看，最后的结果和市场交易的结果是相同的。但市场是跟陌生人的交易，讨价还价。但在熟人、朋友之间，有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表。每一个行为都有对对方的预期，这个叫做“人情法则”。当然，这个朋友也可以不给张三送钱，但这100块钱就成了一个“人情”，朋友必须牢记在心，在别的时候、别的事情上加以偿还。这朋友若不还这个人情，张三会恨他，周围的人也会指责他，认为他这个人不懂得人情世故，不值得交往。如果这样，他就会被村里孤立，就会社会性死亡。张三若是以干部，掌握着实权，以公的资源还报这个人情，譬如，批给他一份宅基地，或让他低价承包村里的池塘，这就是以权谋私，是腐败。

中国人结婚时候的随礼，很能反映不同圈子的人的交往规则。随礼网络有两种，一个是亲人圈子网，另一个是熟人的网。两个网是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在婚礼上，常常有一张大红纸的“礼单”，上写张三送现金100元，李四送床单一条等。这是熟人圈子的网络，是公开的。此外，还有一个不公开的网络，是亲人圈子的，姑姑送多少利，舅舅多少礼，这些是不出现在“礼单”上，不对外公开，而是记录另外一个本子上，并且单独举行另一个仪式。每一笔好处都要还报，但原则不同。 

有这不同的圈子，使用不同的法则，就很难建立法制社会。法制社会需要一种普遍性规则，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平等的，对所有人是一样的，不能分成圈子。法制社会最适合的是“个人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与周围的人是等距离的，规则是普适性的。中国社会在引入法制原理时候，常常会与“圈子”发生碰撞。大家知道《秋菊打官司》，揭示的就是圈子的规则在遇到法律的困境。秋菊是村落里的一个妇女，她丈夫和村长闹矛盾，丈夫被村长踢了一脚，踢伤了身体。秋菊就到乡里讨说法，乡里判村长赔钱，村长赔钱的时候，往地上一扔。秋菊没去捡，又上告，一直告到市里。在这个过程中，秋菊生产遇到难产了，村长就组织人，在寒冷的冬天把秋菊抬到县医院，秋菊一家就很感激这个村长，原来的恩怨也不讲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法院发了一个传唤，以伤害罪，把村长拷走了，秋菊和他一家，甚至整个村落都陷入了尴尬。在村民看来，秋菊与村长的矛盾，本来就不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就是中国人的圈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冲突。

“圈子”有时候会影响到去国外的中国人的行为。最近到海外旅游的中国人多了，出现了对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抱怨。其中一个抱怨是“中国人爱喧哗”。的确，在国外的旅游景点，常常能听到一群一群的中国同胞高嗓门说话，有铿锵有力的广东话，有阴阳顿挫的川音，有字正腔圆的京腔。说中国人喧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话嗓门大，另一个是说话多。说话嗓门大，是一个发展阶段问题。在旷野里干活的时候，说话都是大嗓门，因为空旷产所，大嗓门别人才能听到。蒙古人的歌声为什么那么高亢嘹亮？去蒙古之后，一望无际的草原，声音小，谁都听不到。但说话多，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与中国人的“圈子”有关。中国人在“圈子”里需要高频率的交流。很多中国人出去，都是带着“圈子”的，大家是一个单位的，朋友、同事，同学。圈子里是高度互动、高度交流的。譬如，在机场里正在排队，同一个单位的老张来了：“老张，怎么才来啊，过来、过来，排在我前面。”就说一大通话。在旅馆吃早饭，一进餐厅，看到同一个单位的老李：“哎哟，老李，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我们打牌，没找着你。”本来餐厅很安，他这么高嗓门一通话，大家便侧目而视。在商店买东西，也需要到频率互动：这东西在哪买的，价钱多少，都要交流。也就是说，中国人是把他所属的“圈子”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海外，他是带着“圈子”行动的。倘若以个体为单位，大部分是陌生人，交流就没有那么多，就会安静一些。西方人外出旅游，基本上都是个体，或者是情侣，或者是家庭。即便是参加大团队，也是以个体为单位行动的，因此，相对来说，就安静一些。

第三个问题，对全球化形势下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思考。我们这个世界在变化，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而这个变化跟我们传统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不同的。既然越来越个人化，社会的规则、社会的行为方式也都朝着有利于个人社会的方向变化。原来中国“伦人”生活方式下的设计、理念、行为方式，与个人社会是不符的，这个必须要承认。基于这一点，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思考，并且对们的行为方式作出一些建议。

第一，以独立淡化依赖。那今天的社会朝着越来越个人化的方向变化，变得越来越是陌生人社会。那我们从家庭教育、人与人的相处方面，就需要强调尊重个体的独立，淡化相互依赖的行为方式。个人从家庭成长中开始，逐渐强调个体独立的看法、独立见解、独立负责任、不盲从他人，不服从“潜规则”。都市化的社会，人陌生化了，我们要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打交道，这和我们传统的“熟人社会”很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为的方式需要调整，不得不变。我们传统的文化，缺乏与陌生人打交道规范，也缺乏公德意识和公德教育。儒家思想的思想，是基于亲人、熟人的圈子设计的，它讲一个人怎么做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子，怎么当官，怎么为臣。在它预设中，人不是出在这种关系，就是处在那种关系中。陌生人是通过亲缘化，变成圈子里的人才能交往。但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了，现在的社会需要大量地和陌生人打交道，而这的确是我们社会的短板。现在议论中国人的诚信问题，由于因为中国人是分圈子的，中国人在亲属圈子、熟人圈子里是不缺诚信的，缺乏的是对陌生人的诚信。对陌生人是没有规范的，笼统地讲中国人缺乏诚信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中国人缺乏对陌生人的打交道规则，容易出现不讲诚信的问题。坑蒙拐骗，大都发生在陌生人中。有人会说，“传销”不是专门“宰熟”吗？许多参加的传销的人，也是被骗的，他认为他是让亲人、熟人发财。“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能骗就骗，能宰就宰。”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想法。

    第二，以规则淡化圈子。法制社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不能分成圈子，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这种规则的设计，是把所有的人看作陌生人，大家都相同，遵守相同的规则。当然，实际上很难做到把父母、兄弟姐妹都和陌生人一样看待，但法律的设计的确是不考虑圈子的，规则是普遍性的。一旦圈子淡化了以后，我们身上的人情负担也会减轻，会从圈子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变成独立的、平等的个体。这样的个体，以明确的、普遍性的规则连接起来。社会淡化圈子、强调规则以后，可能会出现人情淡漠的问题，但这是应该付出这样的代价。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今后的方向。现在西方个人社会，所有的规则都是基于与陌生人打交道设计的。我与你打交道，我可不信赖你，不依赖你，甚至不也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但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都遵守规则，就能够打交道，就能合作共事。在这样的社会，人是“标配化”的，把所有当作陌生人，用规则将大家联结起来。这种联结，不是很紧密，对个体的束缚比较少，但却能发展成为很大规模的功能集团。现代社会的制度、法律设计，都是个方向。

第三，以制度约束行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干什么事情都得托关系。譬如，我在北大教书，每到高考时候，常接到电话，都是朋友、熟人、老家的人打来的，说，我孩子要考北大，差了十几分，能不能走关系上北大？我说，就是差一分、差半分，我也没这个本事。最近，人大招生办的主人被抓了，就是在招生问题的腐败。现揭露出来那么多的腐败，有许多是家族式腐败，是人情腐败，因为在“圈子”社会，有很多“公”的规则和“人情”规则（“潜规则”）是混在一起，很难区分。有时候，腐败揭露出来了，官员也后悔，后悔用公权力还报人情，是人情，朋友，关系，害了自己。应当在制度的设计上限制圈子，使得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制度设计得好，个人即使想腐败，也没有办法腐败，也不敢腐败。比如，你在当官，有朋友找你帮忙，你可以这样说：我想帮你，可你看，现在制度这么严，我要破坏制度，是会坐牢的，所以帮不了你。或者：你看，现在对权力的监督这么严，许多人在盯着我，我帮你的忙，马上就会有媒体曝光，有人举报。等等，这就增大了违反制度的代价。靠制度约束，也会减少腐败。

 谢谢大家。

互动

    主持人：谢谢尚教授。您深刻剖析了中国人国民性和国民素质，在座的每个朋友其实也在深刻思考，因为平常我们生活当中总会碰到这类问题。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朋友，与尚教授进行互动交流。如有问题，就写在纸片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国民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平常朋友聚会，或看新闻报道，常常议论中国人在国外的不文明行为。之前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学生在埃及神庙上，刻下了“到此一游”。有人到了欧洲，看到漂亮的喷水池，便去洗脚。到了泰国，看到水池卫生状况不错，就把脚伸到池子里，而那是人家洗手的地方。请问尚教授，这些行为，到了外国如何改变？我们怎样才能慢慢融入这个世界环境？怎样遵守规则，让中国人体现出应有的文明素质？

    尚会鹏：我们分析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不说“劣根性”，不要用这种词，而使用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是中性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与外部世界接触越来越多，这才使我们看到了自己身存在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元升值，大量日本人外出，当时日本人的行为，在世界上也受议论，评价也不高，说日本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举着一面小旗，以群体为单位活动，像一群动物。日本人接受现代文明比我们早，有很多现代社会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接受的。过去日本人也有在大街上随地小便、随手丢垃圾的习惯。现在的日本人到海外去，外国人的评价很好，据说日本游客是最受好评的，这有一个过程的。现在的中国人，类似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刚出去的时候。通过研究、宣传、呼吁和制度设计，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行为是可以改变的。

    主持人：谢谢尚教授。在座有朋友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尚教授在讲座说的是人情，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都觉得中国人很重面子。面子是中国人心理基础，很多事情都要讲究面子。比如在一个世纪之前，西方一位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很聪明、很有智慧，但缺乏正直、勇气等品格，并且好面子。如何看待面子问题？

    尚会鹏：我没有谈面子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很多问题。中国人的面子，也是跟中国人圈子有关的。面子一般产生在熟人圈子里。与陌生人没有什么面子可讲，在亲人圈子里一般也不说面子，面子就在熟人圈里。面子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感，包括人的自尊、荣誉感、获得别人的称赞、赞扬等。面子有时候是中国人行为的动力，如有人为了面子，要争口气，会发奋读书、赚钱，出人头地，面子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但有时面子也害死人。我看到一则报道，有一个人，为了面子，在外面偷盗，诈骗，这样回家，家里的乡亲父老会觉得他在外面混得不错，有面子。现在政府搞的一些建设，是“面子工程”，劳民伤财。举例来说，我老家那个地方，公路两边的房子，外墙全部贴白瓷砖，乍一看，像是“厕所”。有那个必要吗？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政府要求的。凡是公路两边的房子，都得贴白瓷砖。这是给过路的人看的，是有面子。北京办奥运会，花了那么多钱，搞得那么排场，说是为国挣了光，其实就是挣了面子。

    主持人：谢谢尚教授。说到国民性，似乎有某种消极的含义，比如说“公私不分”、“中国人奴性”等。请尚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春秋战国、大唐、大汉、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国民性是不是都一直这样消极呢？历史发展变化，如何影响国民的性格呢？

    尚会鹏：国民性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是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热情活泼就一定好吗？老实大方就一定不好吗？这里说的是某种类型，某种特点。某种类型，适合某种环境，但可能不适合另一种坏境。假如中国还是过去的农业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现代社会，一些行为就不太适合了。当我们走出国门，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就产生了我们的处事规则与世界规则如何兼容的问题。比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的文明在这一点是有缺陷的，与陌生人的交往规范是缺乏的。但现代社会必须面对大量的陌生人，大家互不认识，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工作在一起，这就产生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规范，这是现代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好比交通，如果大家都走的是土路，用的是老牛破车，速度很慢，情况很熟，就不用考虑制定交通规则，大家凭经验就OK了。生活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就像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速度快，环境陌生，就需要精心设计一些明确、细致的规则。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有许多规定，有时候还得把这些规定以醒目的形式提示给出来，人若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会车毁人亡。现代人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出现了适合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我们得改变我们一些做法，以适应这些新规则。

    主持人：谢谢尚教授。有朋友问，像梁启超、鲁迅，曾经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有一些建议，但为什么没有成功？蒋介石对中国人也提倡过新生活运动，后来被胡适批了一顿，觉得他做的是花架子。他们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尚会鹏：我不喜欢“改造国民性”这种提法。一个族群的行为方式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社会生活环境变了，行为方式也会改变，不需要人为地“改造”。但需要提倡一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生活得更好，更有体面，行为更优雅，更文明。邓小平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确实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生活方式却没有文明、优雅起来。所以，还要提“让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优雅起来”。这不是改造国民性，而是如何让我们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尊重。中国人到国外，不能老像暴发户、土豪，有钱，但行为粗鲁低俗。中国人要做到不仅有钱，而且更受尊重。受人尊重是我们争取的下一个目标。受尊重与有钱没钱没有必然的联系。生活方式优雅起来，生活得有尊严，就受人尊重。

    我想提一下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情况。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社会分为贵族、武士、平民，日本的社会没有经过激烈的革命，社会的变化，有一个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逐渐下移的过程。譬如茶道，日本的茶道是过去富人、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东西，但明治维新之后，慢慢普及到一般民众。现在日本的里千家茶道，有几百万弟子，许多女孩子，结婚之间，要学习茶道。接受茶道，能使生活方式优雅。经过这么一个普及过程，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优雅起来了。优雅的生活方式，一般是社会的上层、有钱有闲的人。中国过去的中国社会，也有保持优雅的生活方式的阶层，但后来被摧毁了。中国老有社会动乱，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近代以后经过革命，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但生活方式也粗俗化了。中国的革命是穷人革命，穷人革命有好的一面，但穷人的生活方式说不上是优雅的，因为穷人没钱，也没闲。穷人革命胜利了以后，当权者大部分也是穷人，生活也就粗俗化了。到文革的时候，走到了极端，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礼貌做起。现在中国人赋予了，要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优雅起来，这样，在世界上才能更受尊重。  

    主持人：谢谢尚教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交流就暂告段落。尚教授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让我们每个人都优雅起来，做受世人尊重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点滴当中培养自己高素质，从而能够在你走出国门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为我们中国人赢得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