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面临挑战

（2003年11月8日在北大的演讲）

现在人们抱怨，社会上盛行“关系学”，干什么事情都得讲“关系”。今天的讲座就来讲“关系”。有同学问我：国关的老师，还研究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我说，对呀，“国际关系学院”嘛，就是从“国际”的角度研究“关系学”的呀（笑）。 

什么是关系？汉语的关系是由两个符号组成的，“关”和“系”。“关”字（繁体）从“门”，就是关口，与外界联系的出口；“系”字从“丝”，就是线。“关系”就是“连接在一起的端口”。每个社会的每个人都与他人缔结不同的关系，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售货员与顾客的关系等。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关系网络。我们就像一台电脑，有不同的端口，这些端口通过联线与其他电脑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一般来说，一个人关系越多，社会生存能力就越强。就像电脑，连接的端口多，有网络端口、打印断口、USB端口、多媒体端口等，支持的功能就多，电脑的功能就强大。 

我们周围的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投入感情的关系。如你与父母亲的关系，与你女朋友的关系等。天冷了，母亲打电话来：“别忘了添衣服啊。”她对这种关系投入了感情；情人节，你送给女友一束鲜花，女友回报你一个深情的吻，这也是一种感情交流。另一类是不需要投入感情的关系。如我与出租车司机的关系，与菜市场上卖大白菜小贩的关系，与交通警察的关系等，这里头没有感情因素，完全是角色关系。第一类关系，虽然也有变化，但是不太大，人的感情在千百年中没有什么变化，现代人的哭、笑、愤怒与半坡店时代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这关系的类型也没有什么增加，中国儒家总结出最五种重要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被称为“五常”当然,第一类关系不止这五种，但确实是可数的，就那么几类。有人说，这些年出现的“包二奶”现象是新的，其实不是，是“古已有之”，人类自从有了婚姻，就有包二奶的，现在的包二奶与红楼梦中贾链的包二奶，关系类型上没有什么区别。但第二种关系就不同了，社会越发达，角色关系的种类越多，像“网络管理员”、“导购”这样的角色，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有的地方看电影，有一种职业叫“陪看”，女孩子专门陪你看电影。我去年去南宁，候在海里游泳，有女孩子来到跟前，问要不要陪一下？后来知道，她们是“陪游”，专门陪你游泳的。还有一个职业叫“陪聊”，专门陪你聊天。这些角色都是过去没有听说过的。 

一个社会的人如果把应当注入感情的关系不注入感情或很少注入感情，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人际关系会变得冷漠。像我们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父子之间吃饭各付各帐，多冰冷冷的呀。个人主义社会就趋于这样的模式。这样的社会个人较缺乏安全感。

假如一个社会对那些不应当注入感情的关系也注入较多的感情，或者赋予感情关系太多的功能，也会有问题：会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些正常功能。所以社会不得不做出一些规定，防止感情的滥用，如规定店员、官员不能接受吃请，就是防止向这种角色关系注入感情。如果碰巧这两种关系重合了，例如，打官司的一方与法官是夫妻关系，社会就规定，需要回避，这也是防止感情注入到这类关系中。 

我们中国人倾向于赋予感情关系网络较多的功能，这样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关系社会”。在“关系社会”中，人不是独立的，是与他人“粘”在一起的，人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团一团、一网一网的。大家都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圈子，圈子内有一种自愿共享的连带感。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从一个“结”出发可有多条线与其他“结”相连，其中一个“结”是我的父母，一个“结”是我的大舅，一个“结”是我的老乡，一个“结”是我的同学。相互依赖，互相帮忙，个人从中获得高度的安全感。不仅如此，我们还总是试图将这种直接接触建立起来的关系扩大化，对于不认识的人，总是试图将其起拉入自己圈子中来，变成熟人、朋友，即对那些不应当注入感情的关系也试图注入感情，这就是所说的“拉关系”。通过关系来操控他人，帮助个人度过人生的各种危机。在生活中，大至上项目，跑贷款、通水电、当官、狱中“捞人”，小至幼儿入托、看病等，都适用关系学。有一首新民谣曰：“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那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举几个例子。

老家弟弟的朋友的孩子要考大学，托关系找到我，看能不能弄个保送名额上北大。我说不能。考分下来了，离北大最低录取线差了80多分，打电话说，看有没有办法，说你在北大工作那么多年，能不认识校长吗？跟校长说说，交点钱，上北大。我说不认识校长。不，确切地说是我认识校长，校长不认识我。——这是想在学校与学生这种角色关系中注入感情。 

邻居家的儿子打架伤人被起诉，到处找关系，找法院说情。被判了，又到处寻找跟劳教所有关系的人，花点钱，早点出来，别吃那么多苦。——这是向被告与法官关系中注入感情。 

一个中学同学，在北京一工地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了一名包工头：他所在的工程队的总经理，与他是老乡。在一次施工中，工程队施工时将通讯光缆挖断了，总经理被抓起来，关在北京某监狱。派出所看管犯人的人，是这同学的儿子的一个熟人，通过他儿子，这位总经理得到优待，原来应判7年徒刑结果只判三年，监外执行。总经理为了感谢他，把一段工程包给了他。——向犯人与看守、承包与被承包关系中注入感情。 

去医院看病，我们先想到的是与医院的医生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亲戚朋友中有没有人认识医生的？要是动手术，最好找个有关系的医院，实在找不到关系，就试着拉关系：送个红包。医生，手术台上的人交给你了啊！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放心。我们批评医生收红包，是行业不正之风，许多医院贴着大标语：“医生拒绝红包”，但人们照样送。有的人说是因为体制问题，也有人说是医生收入太低，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也跟我们的社会是个关系社会有关。就是有人送啊。一个医生告诉我：手术前，病人家属送我红包，我就收下，动完手术，我再还给他们。你若不收下，家属不放心啊。这个医生是个好医生，他深知关系社会中人们的心理。 

现在不少中学老师对学生家长的职位与职业了如指掌，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关系是一种资源，可以从这种关系中“淘金”。许多学校空前热衷于在各地尤其是发达城市与地区建立校友会，并将目光对准那些腰缠万贯、已成了大款们的校友。中学“母校”的态度自不必说了，一些大学，在罗列学校成绩时，也总是列举自己培养了多少省厅级干部，多少学生现在正在做着某大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之类。忙着与那些成功校友拉关系。 

我认为，关系主义有时候也在外交上表现出来。这就是中国的“老朋友外交。”美国的老布什、基辛格，日本的竹下登，海部俊树，都是中国的“老朋友”。每当两国关系遇到麻烦，我们就会请他们来，由他们打破僵局。国际关系学院应当研究中国的“老朋友外交”，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专业。 

“关系主义”具有怎样的特点？本质是什么呢？相对于个人主义，关系主义的特点是： 

第一，是以“直接接触”的人际关系。注入感情的关系是以相互熟悉、直接接触为前提的。这是一种小范围的人际联系，如家庭、村落中的人际关系。 

第二，相互依赖。确信个人不是社会的中心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才是人的本质。个人主义社会只相信个人，什么事情都依靠自己，而关系主义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汉字的人有几种含义：1，人类；2，他人，如人与我；3，众人“人”，如“人云亦云”，“人言可畏”。唯独没有“个人”的含义。“个人”（individiul）在汉语中是一个新词。古代“人”与“仁”相通，“仁”即两个人，其实是一堆人，是指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是在人际关系中来界定人的。 

第三，相互信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自己的行为，对方会在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回应。这与个人主义不同，个人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 

第四，“关系”把人分成“有关系者”和“没有关系者”。分成一个一个圈子，圈子内和圈子外实行不同的规则。 

“关系主义”以直接接触，相互信赖，相互依赖为前提，因而它是共同体社会的产物。诸位参加过农村的婚礼吗？参加过的话，有没有注意到，在举办婚礼的院子中一个醒目的地方贴出的礼单？在大红纸上，写着某某送了多少礼。结婚、丧事，都要随礼。随礼网是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物化形式。 

这个网络的建立和运行遵循怎样的规则呢？我研究过农村（西村）的随礼网，发现了它的建立和运行遵循以下规则。 

第一，随礼网络的大小与当事人在村落中地位的高低成正比。地位越高，交际越广，这个随礼网络就越大。村长、支书的儿子结婚，这个网络通常是整个村子的。如果结婚者的父亲是县委书记或者是公安局长，这个网络更大。 

第二，送礼的数量一般与送礼者与受礼品者关系密切的程度成正比。关系越密切，送礼的数量越多。 

第三，“勿相忘”原则。要求受礼者公布送礼者的名字、礼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受礼者对此必须牢记在心，并在适当的时候还报。他要张榜公布送礼者的名单。上面记录着每个送礼者的姓名、礼品种类和数量：张三，送现金50元，李四，床单一条，袜子一双，王二，枕巾一对。社会习俗要求必须公开，还要将送的实物公开展览，通常设一场地展览礼品。不这样不行。倘若送礼者没有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或者没有看到自己的礼品拿出来展览，会愤怒。除了这个礼单，每个结婚家庭还要将这些信息记录在账本上，妥善保存，以便日后偿还。等到有人要结婚了，先要翻出帐本看看：我结婚的时候他送了我什么，再决定我送不送礼，送多少礼。有来有往。每一份礼就是一份人情债，每份债都是要还的。忘了还礼行不行？不行，人家会说你傻，骂你“二百五”，你会孤立，会被这个网络排斥出来，孤立于社会，而这在乡村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长长的礼单也表明受礼者背负着沉重的人情债。 

第四，大体 “等价”的原则。我结婚时候你送我现金一百，你结婚时我就不能少于一百，或者，送五十块钱现金，另送两条床单，大体扯平。一个人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尽管他嘴上说“这么一点礼，别放在心上”，但内心却期待着对方回报。还礼的时候，少还点行不行？不行。当你的还礼大大低于对方的送礼的时候，对方会产生不满甚至愤怒，背地指责你“不懂人情世故”、“占人家的便宜”、“不会做人”，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人际关系上的麻烦，即会与你断绝来往。一个人若没有按照大体等价的原则偿还他人的人情，一般来说自己也会有一种“欠债未还”的内疚。还礼的时候多还点行不行？你送我一百，下次我还你二百，可不可以？理论上是可以的，这样做可以密切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传统鼓励这样做，这叫“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受社会高度评价的行为。但是，你的还礼若大大高于对方的送礼，会给对方带来更大的人情负担。对方收到你的礼，会在别的场合、别的事情上还你这多出的部分。这意味着，人情网络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运行，经过一段运行后，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所以人一般也不会轻易破坏规矩。从某一时刻看，这张网络上的某个结点的人情流量是不平衡的，但从整体上，从长远看，是大体平衡的。一个人结婚，这个节点会一时成为这个网络的中心，人情流量会集中流向这个节点，结婚的人收礼二、三万，这看起来不平衡，其实，他收的礼，有的是他曾经送出过的，是别人的还礼，还有的是他以后要还人家的。由于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这个网络的中心，所以，每个节点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平衡的。 

这个网络在村落社会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呢？发挥的作用可大了。 

第一，感情上的需要。这是一个熟人圈子，这个圈子是人在感情上的归依。如果一个人不参加这个网络，会成为社会孤儿，受孤立，成为社会孤儿不好办事，在乡村社会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第二，互助功能。别人结婚我随礼，到了我或我的孩子结婚时候，会收到大体相同数量的还礼，这等于向银行存钱。随礼具有储蓄的功能，随礼网络是一个“人情银行”，婚礼上的随礼是一种“婚事互助金”。每个受礼者那本记录着送礼者姓名和礼品的形式和数额的账本，保证了这种“储蓄”不会被忘记，以大红榜的形式公布于众又给了送礼者足够的体面。 

第三，保险的功能。一家有了灾难，例如失火了，周围的人要凑份子，这是“意外事故保险”；有了重病人，凑个份子，这是“医疗保险”，盖房子凑的份子，是“住房基金”。过去，一个人中了举，大家都去送礼，希望他以后能够帮忙。这个中了举的人也会收下这个礼，他要打点上司和同僚，请他们帮忙。当了大官以后，仕途上有很多风险，万一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降低自己的风险。这里的送礼具有“政治风险金”的功能。村落里的一个医生，有一天突然要进北京当宫廷御医了，所有人都送礼。他把这些礼都收下，再送别人。他到京城以后，人生地不熟的，万一看病出了问题怎么办？通过送礼，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 

现在大城市里一般看不到这样的随礼现象了。我在北京参加的婚礼，都是在宾馆举行，没有看到用大红纸写的“礼单”。要是有人这样写，会被认为“很土”。但是不是人情网络就不存在了呢？不是，仍有一个人情网络，只不过它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罢了。这个网络的运行，遵循的规则仍与村落社会的随礼网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关系网的规则已经融化在我们血液中了。例如，我们仍对他人的好处记在心里并在适当的时候还报，若不还报，会有亏欠人情的内疚。这不是“勿相忘”的原则在起作用吗？还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不让别人吃亏，送礼的时候我们仍趋向于把对对方的感情按正比例关系体现在礼品的数量和质量上等，这些都是相互还报原则在起作用。

相互还报的原则以相互信赖、相互依赖为前提，偿还人情债的活动是自动进行的，偿还的数额、形式、偿还的时间，既没有成文的规定，事前也都没有说明，但仍能按照“大体等价”的原则自动达到平衡。村落的人际关系就是由此自动得到维持和调整的。自动还报的规则，在缔结密切的人际关系时候非常有效，非常便利，它类似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信用制度，人人都拥有一张信用卡，在与他人缔结关系的时侯，不需要进行“信用审查”、“签订合同”之类的手续，非常简便有效。所以，中国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很快就能缔结一个发达的人际关系网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异文化中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东亚华人经济圈的快速崛起，有关华人社会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关系”一词成为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西方的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人，对中国人的“关系”很重视。“关系”一词不能翻译成英文的relation，而是音译为Guanxi ，认为它是推动中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润滑剂。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及大陆中国，家族企业非常有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建立在一个很有效率的关系网基础之上。譬如，在新加坡的一个华人，他的一个朋友在加拿大，一个亲戚在大陆，一个同学在伦敦，形成了一个私人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是非正式的，是看不到的，这些人相互信赖，相互依赖，不需要签定合同之类，缔结很容易，运行起来也非常高效，人们交换各地的信息，如哪个地方适合投资，哪个地方商品价钱怎样等，很快能够了解。

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的弊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它面临巨大的挑战。

弊端一，“关系网”的功能过于强大，会影响正式组织的功能。关系网是不正规的，无形的，但却是跨集团的。它的功能有时候影响正式集团的功能。试想，如果人人都想通过感情关系上北大，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不就失灵了吗？如果每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都想托关系不缴罚款，交通规则和警察机构不是不起作用了吗？ 

这种关系模式，在《水浒传》中有很好的表现。 

高俅被提拔任用，是直接接触、感情关系网络的典型例子。高俅是破落户子弟，曾帮生铁员外儿子使钱，被员外告了一状，被府伊打了40大板，发配。投淮洲柳大郎。柳与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封信，投奔董。董撇不开面子，推荐给熟人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将其推荐给驸马王晋卿（太尉）王晋卿是哲宗的妹夫。在王的生日宴会上，见了端王。第二天王让高俅送镇纸和玉狮子，一个偶然的机会，高俅踢球，端王让高作了自己亲随。端王后来做了皇帝（即徽宗），提拔高为太尉。发迹线路是：高俅——柳大郎——董将士——小苏学士——王晋卿——端王——升为太尉。“关系”是高俅升迁的原因，“踢球”成为被提升的契机。 

上头的人用关系培植势力，下面的人也用关系保护自己和朋友。

林冲被官府通缉，好友柴进带林冲去打猎，有军官把守，认得柴进，没有检查就放行了，使林冲得以逃脱。 

插翅虎雷横，是政府巡捕，步兵都头（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小队长），奉命捉贼，拿住赤发鬼刘唐。刘唐是投奔晁盖的，晁盖就把刘唐认作外甥，塞给了雷横十两银子，雷横就放了刘唐。晁盖用“关系”保护了刘唐。 

晁盖因组织劫持生辰纲而被官府通缉，宋江与晁盖是心腹兄弟，便提前通知晁盖，放走了他。宋江是县“押司”（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文秘”），放走晁盖，也是失职。

宋江杀了情人阎婆惜，被阎婆告到县衙，知县和宋江是“哥儿们”，故意拖延捉拿时间，让宋江逃跑。朱仝奉命逮捕宋江，第一次去，宋江的父亲托关系，开了一张假证明，说是三年前就与儿子脱离了关系。原告不愿意，知县不得不第二次派朱仝去捉拿。朱仝与宋江关系特别“铁”，知道宋家有个地窖，就直奔地窖，宋果然就躲在那里。两个人在地窖有一段对话。朱仝说，我奉命来作拿你，实在没有办法，要瞒生人眼目。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吧。宋江说：“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朱仝道：“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长只顾安排去路。” 这叫“朱仝义释宋公明”。这个朱仝是个“搞关系”的专家，很讲义气，但作为警察是不合格的。

当然，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看，那时候官府腐败，行为不义，梁山好汉与官府斗争是应该肯定的，但若从“官府”这个“公”的组织角度看，这些人不是在“为朋友而犯罪”吗？ “政府”这个“公”的组织难道不是由于“关系网”而几乎丧失了功能吗？官府的两次生辰纲都是因为走漏风声而失败。

这种特点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时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正之风。所谓“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说的就是非正式的“关系网”影响了正式组织的功能。现在人们批评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说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是对没有关系的人而言，对于关系的人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最近北大的改革，一个目的是要破除“近亲繁殖”。“近亲繁殖”是个生物学词汇，用我们的术语表述就就是“注入了感情的关系”影响学校正常功能的发挥。 原来是师生关系，有人情，面子，很多事情就很难办。发展学术需要讨论，需要学术争论，需要有不同的观点争鸣，但现在中国学术界没有真正严肃的学术批评，也没有学派，只有吹捧，或者谩骂。一本书出来，让自己的学生写一个书评，学生能写什么？能说这个书不好？这个就是中国要改革的，就是在学术领域里面也要防止这种注入了感情的关系的滥用。 

现在中国正在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什么？传统的企业制度效率低下。中国人参与企业组织，不是以个人的身份独立参与的，一般有一个以近亲者、熟人、朋友组成的关系圈子，在参与企业组织时一般也将这个圈子带到组织中去，或者在企业组织中缔结这样关系圈子。关系网络对于个人加入企业组织、以及在企业组织内提升、成功等至关重要。领导有一个关系网圈子，提拔属于自己圈子的人。假如说我是领导，我把我关系圈里的人都招进来，那么也等于说，我把我的关系网络扩大了。一个新人利用关系到企业，意味着他把一个关系圈带到这个企业里，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话，那样会影响企业功能的发挥。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将其成员一体化，形成“企业一家”的思想。个人的关系网络影响企业职能的发挥，会出现裙带关系、任人为亲、公私不分等不正之风，甚至使企业的运行失灵。对上司（其次是对同事）的信赖关系是中国企业组织统合的最大力量。企业的责任人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尽可能多地创造与从业人员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情况，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效率很高，中国的许多乡镇企业，以及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的家族企业，是夫妻店，兄弟厂，老子是老板，老婆管账，女婿搞营销，开始都相当有活力，但规模一大就不灵了。开始兄弟办厂子，不分你我，没有合同，厂子一大，关系复杂了，各种矛盾就出来了，最后争得头破血流。这也是很多台湾、东南亚等地华人的家族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家族企业，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它们也面临转型的问题。所谓转型，根据我们的观点来看就是人际关系的转型。就是如何限制人际关系的滥用。目前中国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限制关系的滥用。 

弊端二，“关系主义”使规则的重要性下降。需要投入感情的关系毕竟有限，我们与更多的人都是一种间接关系。间接的关系不是靠直接接触和感情缔结，而是靠各种规则，包括、法律、合同、规定、契约等。譬如，我跟出租汽车司机的关系，从我坐上出租车那一刻起，就确立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靠感情，不是靠直接接触，而是靠规则缔结的。我坐上车，北京市的“出租车管理规定”、“消费法”等规定就开始起作用了。这里的规则或者法规是一种“间接之物”，一种“普遍之物”，我们通过它与他人发生联系。但在关系主义社会，有崇拜“直接接触”和“感情关系”，不信任“间接关系”和“普遍之物”的倾向。 

在关系社会内，圈内实行的规则与外部的规则不同。托关系、开后门，就是绕过一些普遍性规则，将圈子以外的资源拿到圈子之内分配。举个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物质供应没有现在丰富，买东西要排队，尤其是买海鱼，带鱼呀，平鱼呀，都要排队。有一次排队买平鱼，我前面有一认识的人。我与他打个招呼，站在后面排队了。他买了鱼走到我跟前说，你别排了，我给你买了一份，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但是他多买的那份是最后一份，我前面的那个人没有买到，他买的实际上是我前面那个人应该买的那一份。这里，就是破坏了“排队”这个规则，把本来属于圈子以外的资源，拿到我们这个圈里了。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当然很感激，并想着还报他的人情。我会在另外的时候，另外的情况下还报他。比如说，第二天我们又去排队买鱼，他在我后面，我会不会主动给他买一份呢？会的，因为我欠着他的人情。 

再举个例子。北大阅览室占座位现象是很壮观的。到阅览室，看到座位上放着书包，或一本书，表示已经有人了，实际上，有的位置整个晚上也没有人。我很长时间没到北大的阅览室去了。现在还有占座位的现象吗？（回答“有”）那我要批评这种现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破坏普遍性规则、将社会上的紧缺资源拿到圈内去分配。可能有人会说，你言重了吧，这怎么是破坏规则呢？是在破坏规则。我们知道座位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为了分配这些资源，得制定一些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先到先得”，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个规则是大家默认的。你放个书包，放本书，不能证明本人已经到了。如果放本书可以，那么，放个纸片可不可以呢？或者，我在门口贴张纸条：“本阅览室座位我全占”，可不可以呢？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不能证明本人已到，“先到先得”的规则是指本人必须到达，不是指本人的书包或某件物品的到达，也不是指本人的圈子内的人（熟人、朋友）的到达。今天你给我占了，明天我为你占，不占是不讲交情啊。在这里，以扭曲规则为代价，建立并维系了个人的友谊网络。 

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多了，那么，规则的重要性就降低了，人们对规则缺乏敬畏之心。譬如排队加塞儿。一个经常带中国人出游的导游讲述了一个关于“插队”的故事：一群做房地产生意的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里公众假期，人特别多，要排队坐电梯才能上去。于是他们问导游：“能不能插队？”导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排队。”他们就说：“一个烂铁塔有什么好看的？不看了。”北京现在交通秩序混乱，一个重要因是开车人不守规矩。乱加塞儿，结果都堵在那儿。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牌子上写着“禁止吸烟”，实际上照吸不误。草地上写着“禁止穿行”，仍有人穿行。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人比法大是很自然的。现在“打官司”，许多时候不是看法律上谁更有理，而是看谁的关系硬，谁的门子多，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在这里，“法”并没有成为“抽象的普遍物”，所以也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 

强调关系，就会轻视契约、合同之类的东西。契约是因为互不信任才产生的，我不相信你，所以必须“立字为证”。强调讲信赖，契约就没有必要，这就是所谓的“大信不约”。这也反映在今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中国的企业对契约合同意识比较淡薄。在中国企业组织内，建立在人与人相互依赖基础上的人格关系是企业组织统合的重要方式，而主要不是靠契约。中国企业组织内也有条文化了的、详细的契约、合同之类，但一般来说不太受重视，条文化了的规定有被任意解释、任意运用和任意更改的倾向。我们常说，人是活的，规则是死的，人不能让尿憋死。说明个人一般对契约、合同、法律等“普遍之物”有更大的不信任感。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与关系社会是不同的。我们传统的人际关系，犹如我们步行在自己家的门口，因环境熟悉，人与人相互熟悉，不需要明确的路标，也不需要明确的规则，全靠感觉和经验就可以。而现代集团的运作更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是在不熟悉的地方、与更多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套醒目的符号和简洁明确的规则。这是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弊端三，“关系”主义产生腐败。以相互还报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培养了人们强烈的责任心和信任感，个人对于得到的每一份人情都牢记在心，并在一定的时候还报。中国人的“知恩图报”、“礼尚往来”、重信用、讲责任的文化心理特点就发源于此。但同时，这一特点也使中国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人情负担。特别是在农村，人情像胶水一样将人们紧紧粘缚在一起，几乎动弹不得。当你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时候，偶尔做出“破坏规则，将圈子外面的资源拿到圈子内来分配”的事情，可能关系还不大，但如果你是一个高官，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利和更多的资源，就会出现问题。你的地位一变，你周围的人会对你报有更大的期待：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七大姑八大姨，都会要你帮忙。“别忘了老同学啊”，“苟富贵，勿相忘”嘛。有事他会找你帮忙，如果不帮，他会愤怒：一当官，脸就变了，就忘了老同学了。你看，地位高了以后，面临更大的人情压力。 

上面讲到的村落中的随礼网，考虑一下结婚者的地位这个变量，结婚者若是县委书记或地税局的局长、公安局局长等，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知道，县委书或者地税局局长，有较大的权力，掌控着较多资源，那么这个网络可能会出现这种变化：第一，这个网络可能会变得很大，送礼的人会很多，因为有更多人试图与他建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县委书记的老娘死了，或儿子结婚，全县的干部都送礼。第二，送的礼可能会很重，可能不再是现金五十元，而是一个信封，内装多少钱，不知道，可能是三万、五万，也可能十万、八万。为什么送这种重的礼呢？因为送礼者对受礼者有更大的期待。第三，网络的性质会超出私人性质，送礼未必是自己掏腰包，因为送礼者所企求的还报，未必都是为了他自己，有时为了单位，有的是了自己的家族，就由整个单位或家族来支付。第四，受礼者还礼的方式会发生变化。根据关系网运行的原则，这些礼都是遵循大体等价的原则偿还，但一个地位高、权力大、掌控着更多资源的人，还报他人的方式会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按照正常的方式还礼，即在他人的儿子结婚或老娘死的时候，自己掏腰包送去大体等价的礼，但他也可以通过手中的掌握的权力或者社会资源来还礼：提拔送礼者当官，或者在发包工程时候照顾一下，或少收点税等。这后一类选择就是权钱交易，就是腐败。将私人性质的关系网络扩大到公的领域，就成了腐败。你送女友一束鲜花，女友回你一个吻，这叫“深情”，你送给女友若是某条高速公路的承包权，或一份优惠价格的地皮，那就成了腐败。李嘉廷、成克杰与他们的“情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人们抱怨中国干部的吃喝风盛行。中国每年花在干部吃喝上的钱据说1000多亿。靠近政府机关的地方，开餐馆，开一个火一个，因为都是公款吃喝。有的地方吃光了财政，连工资都发不下来。还有个地方的镇政府，吃喝两政府大楼都拍卖了。没钱照样吃喝，赊帐。赊账多了，餐馆就倒闭了。现在招待干部吃饭，规定只能“四菜一汤”，但人们就在这“四菜一汤”上做文章。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因为请客吃饭与送礼一样，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上边来了大头，不能送礼，吃顿饭总是可以的吧。饭桌是一个让人放松、拉近关系的有效地方，通过请客吃饭可以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官员们也感到陷在一个无形的环境里不能自拔。我有一个同学，在一个县当人大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是“革命小酒天天醉”。他请我喝酒，对我叫苦说：“陪酒陪饭，你当我愿意吗？烦着呢。你瞧，我还不到50岁，就成了“三高干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吃成脂肪肝，喝成了啤酒肚。没有办法呀。不陪好酒，不吃好饭，不玩好了，就担心领导不满意，工作做了一大堆，白做了。” 喝酒的时候，我发现使用的酒杯很大，过去的酒盅指头肚大小，现在成了拳头大的小碗。他调侃说：现在是“党风好转了，酒盅变碗了”。 

建立直接接触关系，其实就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大家都这样，你也要学会，不然就会被这个“潜规则”所抛弃。把话说得白一点，就是你得“学会腐败”，很多官员在这种“潜规则”当中已经不觉得是在腐败了，最后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大贪官慕绥新在犯案后有一个自供：在他任职的四年中，有100多人以各种名义给他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他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所谓“人情往来”，在这里成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向他送“礼”的大多数都是有求于他的人，即在进行权钱交易，用钱买他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事，如捞钱的机会呀，提升的机会呀，或者，用钱消除政治上的风险。你看，这里的“人情往来”仍遵循着村落社会中随礼网的原则：牢记人情，大体等价还报，送礼是一种储蓄，或者说是一种利息很高的投资，是一种“互助”（权钱交易），是一种“保险”（通过送礼来消除政治危险）。 

前不久，河北省大秘书李真被判了死刑。李真是一个关系通天的人，我研究了李真的发迹，发现他的升迁与水浒传中的高俅有些类似。李真的父亲是一个老干部，父亲的一个老上司是一个重要人物，在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中立下过功劳，后来成为一个高级干部，他依仗父亲的关系，他很快得到这位要人的喜欢和信任，后来干脆认了老人为“义父”，建立了一种拟亲属关系。李真请义父给自己调换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他就介绍李真到北京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高级将领家当生活秘书。这段经历，使他结识了许多在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秘书。这些直接接触关系，为他以后在北京和河北政界发展打下了伏笔。后来他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秘书”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秘书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与中国社会崇拜直接接触关系有关。在中国，只要你与重要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经历，如跟领导搓过麻将，打过牌，或者接待过领导，会成为你升迁的非常重要的资本。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有一种直接接触关系，虽然看起来这些秘书手中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们“狐假虎威”，能凭借领导的威望和影响为所欲为。李真经常在公众场合极力炫耀他与中央领导的“特殊关系”。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排他与多位中央领导的合影，因为他知道这种关系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李真炫耀他的“特殊关系”资本，“后台”、“关系网” 可以使以权谋私者变得有恃无恐。他开车可以闯红灯，警察拦他，他吐了警察一脸唾沫。他炫耀关系，也是因为下面许多人崇拜这种关系。仅仅听说他与中央什么人有关系，可以使大家仰目而视，使得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争相巴结。他过生日的时候，多位市委书记、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来送礼。是冲着“秘书”这一职务来的吗？不是，是冲着秘书背后的“关系”来的。什么党纪国法，都是次要的了。在这里，“关系”不是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了吗？可以说这里人们信奉是一种“关系教”。 

当然，这并不是说，官员的腐败不可避免。同样的文化风土，也有好的干部。我这里指出的，主要是产生这种腐败的文化土壤。腐败是有土壤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人情社会”，重视“礼尚往来”，甚至礼高于法、以情害法。在当今社会，人情关系网仍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腐败的生态学中，腐败分子是树根中的腐烂的毒瘤，而人情关系网则是腐败的土壤。当你想通过送礼得到照顾的时候，当你想排队加塞儿的时候，当你要求你的同学为你占个座位的时候，说你是在搞腐败，可能言之过重，但是你确实是在制造腐败的土壤。我不知道大家在讨论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将之看作一个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说我们的人民也是腐败的。舆论上，我们声讨腐败，而现实中，我们为了一己私利，在期望着腐败能眷顾到自己头上，我们亲手操作着腐败，纵容和助长着腐败。越来越多的腐败，在心理上、意识上给大家已经造成了“没有关系就一事无成”，“不腐败办不成事”的“潜规则”，这又必将诱导更多的良性的土壤腐化，诱导更多的腐败事件发生。大作家罗曼·罗兰说：“习惯是锈，它足以使灵魂的钢铁腐蚀殆尽。”反腐败，就从清洁我们周围的环境做起吧。

今天就讲这么多，下面回答大家的问题（提问与回答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