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杨美惠教授是人类学家，生长在台湾，受业与执教皆在海外，田野工作的地点是大陆，颇有内外融通的灵动与敏锐。她研究中国人的送礼和搞关系，从江湖之远的礼俗规矩到庙堂之高的国家权力，学理很接地气。

“关系”是中国社会一个微妙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既庸俗又深奥。关系无处不在，却总是在隐秘的状态下运作，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往往比不上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它不仅分配利益机会，还能构建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与规则。然而，即使是熟谙此道的高手，也未必能说清楚到底什么是“关系”。

对于关系学，官方话语往往持批评态度，谴责其负面、消极，大众话语则多元化，并将对关系学的批评转变为质疑国家本身的合法性。在杨美惠看来，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关系学”是人们维持日常生存、穿透官僚机构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唯一路径，可以松动国家对社会各方面滴水不露的那种控制。

杨美惠借用了波兰尼的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分法，分析关系学的结构，即国家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礼物经济（回报）和商品经济（市场交换）。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和机会，而人们获得物质与社会服务的多寡，不是通过市场上的金钱交易，而是通过官方机构直接分配或用规章来决定。在这个分配过程中，“看门人”掌握着解释规定和分配资源的广泛的权力，个体不得不以依附于单位、街道、公社等形式而依附于国家，并通过关系实践从这些人手中获得资源。礼物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默认“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汇报”的原则，接受礼物的一方产生人情负债，不给予回报会极大地损害当事人的社会声誉。杨美惠认为，针对看门人的关系学，是礼物经济对国家的挑战，“关系学向政府权力提出了比个体的集合更为有利的挑战，因为关系学暗中破坏了国家权力，而个体主义必须与它证明对抗”。

中国缺少个体主义传统，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皆由关系确定，即所谓君臣父子的关系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张无边的关系网络中，熟人社会的关系联系变得极端重要。即使陌生人接触，“套近乎、拉关系”也是社会交往必须的手段，为此，人际之间惯用“拟亲属关系”彼此称谓，即所谓“称兄道弟”是也。

 这种从“人情”出发的社会联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法律社会。在中国，一个重视并善于维持和巩固关系网络的人，易于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许，反之则会被认为自私，没有人情味，不讲情义。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中国传统的清官故事中，清官排除各种关系的徇私求情，无疑意味着自我孤立，捍卫原则于是成为“做人太绝”，意近与社会为敌。

  杨美惠的发现固然可能令中国读者不适，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人要将“关系”（guanxi）、“人情”(renqing)这些汉语拼音收入英文辞典。确实，对于文化语境不同的社会来说，这些东西相当奇特，甚至匪夷所思。

延伸阅读

内容简介

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都会明白的。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便由此诞生。关系学在世界上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该书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去。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追踪到清代之前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形成抵制的儒家伦理制度。二十世纪，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