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吕本中《官箴》

■释义

吕本中（1084—1145年），南宋诗人，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其所著《官箴》共三十三条。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认为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关于吕氏《官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文中提到的“上”，为康熙皇帝。另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的《陔餘丛考》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清、慎、勤”业已成为清朝通用的“官箴”。故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取法于上，

仅得为中；

取法于中，

故为其下。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标准是一面镜子。标准高一点、要求严一点，镜子的“分辨率”就会高一些，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才能纤毫毕现。无论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较高的工作标准是一种动力”。有了高的标准，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一旦放松了标准，就容易一泻千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引用的这句古语所言，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成效。多年来，针对改进作风，各种文件、各项制度，不可谓少，但为什么“四风”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原因还是在标准不高、执行不严。所以，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为注意防治疾病，才能做到不生病。

■原典

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唐﹞李世民《帝范》

■释义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文献，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不讳：死亡的婉辞。书中，唐太宗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事务都做了颇有见地的阐述‍‌‍‍‌‍‌‍‍‍‌‍‍‌‍‍‍‌‍‍‌‍‍‍‌‍‍‍‍‌‍‌‍‌‍‌‍‍‌‍‍‍‍‍‍‍‍‍‌‍‍‌‍‍‌‍‌‍‌‍。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为：以上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四库全书》本文下释为：“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于尧、舜、文王。”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可见，无论立事还是治学，一定要放宽视野，高定标准，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一心可以丧邦，

一心可以兴邦，

只在公私之间尔。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在习近平同志看来，“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公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操守。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在此之上，习近平同志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强调，领导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这样，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党？就是因为在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谋求的不是党的私利，不是党员干部的特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这是极其朴素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省自警：热衷追逐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怎能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又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原典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释义

《二程集》是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一生传道讲学言论的结集。二人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故世称“二程”。上面这段话是二程对《论语•子路》的解释。原文为：“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说的是鲁国的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宽恕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发现并选拔贤才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对此，二程作了如下评语：“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二程的学说被称作“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主张“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在他们看来，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有了公心，可以使国家兴盛；没有公心，一切从私心出发，会使国家灭亡。

修其心治其身，

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之江新语•做人与做官》等文中引用

■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既是进行道德教育和践履的理论体系，也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根本目的。这在《礼记•大学》中有非常完整的论述。由内及外，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国家、天下，个体道德在外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充实，达到化成天下的境界。换言之，先有修心治身的道德，后有经世治国的政德。

“重莫如国，栋莫如德。”对于一个党来说，要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拥护你、跟你走，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同样，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就不可能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不可能做到风清气正。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历来强调党员干部要注重修身养德，自觉陶冶道德情操，把“做官”与“做人”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唯其如此，做人做事才会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

■原典

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农用八政”。

——﹝北宋﹞王安石《洪范传》

■释义

《洪范传》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重要哲学著作。王安石通过为《尚书•洪范》作传注的形式，阐述了天人不相干、灾异不足畏的思想。关于治国理政之道，王安石主张“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意思是，君主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才能理政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传统哲学观中，“修齐治平”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成就路径。《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在古人看来，任何设计严密的政治体系，最终均需落实到具体个人。所以，对为政者而言，个人修养水平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安邦治国的基础所在。

为官避事平生耻。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等文中引用

■解读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担当”二字重千钧。2010年任中央党校校长时，他就强调“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了敢于担当这一条，指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并把这作为好干部标准的重要一条。习近平同志引用这个典故，正是勉励领导干部要勤勉任事、敢于担当，不要逃避责任、无所作为。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是戏谑之词，但也表达出群众对干部的期盼，第一条就是敢于任事、勇于担当。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干部就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

■原典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清﹞曾国藩《治心经•诚心篇》

■释义

“为官避事平生耻”，是从曾国藩《治心经•诚心篇》中“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化用而来的。曾国藩认为，为官从政者应在其位谋其

政，“避事”而不积极干事，任其职不尽其责，当是最大耻辱。

曾国藩的《治心经》，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又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基于此，他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方法。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结合亲身经历谈了忠诚的力量。天下大乱之时，人们大多畏难避害，想尽办法谋求自身的安全，不肯出点滴之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只有忠义之士，视死如归，奋起匡正时乱。于是，人们都以他们为榜样，以苟且偷生为羞，以避事避害为耻，终于“戡定大乱”。曾国藩认为，君子之道重在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匡扶正义，敢于承担责任。

人之忠也，

犹鱼之有渊。

——《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对党忠诚是领导干部的生命线，是首要的政治本色。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在革命年代，“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宁愿饿死也不投降的气节，竹签钉入十指、痛彻心扉也不叛党的坚贞，诠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对党忠诚不能停留在口头讲讲、会上说说，而应该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始终如一，这就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那么表态再高调，最终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党忠诚才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党忠诚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仅需要有朴素的情感，更要有理性的自觉和坚定的信念。

■原典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

——﹝三国•蜀汉﹞诸葛亮《兵要》

■释义

《兵要》是诸葛亮从军事实践中，总结出的“以法治军”所必须遵循的要领，共十则。这十则《兵要》，从军事纪律、良将品德、用人选贤、将领作风、捕捉战机、打击歪风、杜绝朋党、战术教练、驻防移防、军规军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是研究诸葛亮军事思想的重要资料。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有忠诚的品德，就好比鱼儿有了水。鱼离开水就会死，人失去忠诚的品德就很危险。所以好的将领都注意保护它，使部卒的志向得以实现，名声广为传扬。

忠诚作为军人的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是由军队的特性决定的。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是忠诚的表现。古罗马统帅恺撒曾要求他的军队要忠诚地随着统帅的意志走。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要求军人对自己信念的忠诚与坚持，要“像站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

不患位之不尊，

而患德之不崇。

——《之江新语•做人与做官》等文中引用

■解读

这句话出自东汉大科学家张衡，讲的是政德对于官员的特别意义。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一个领导干部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在政德上应该用同一个标准衡量。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往往比较关注仕途升迁、官级大小，而对立德、立言、立行则漠不关心。殊不知，身居高位而德不配位，位在要津而无所作为，不仅会伤害公共利益、贻误发展机会，最终也会殃及自己。尤其是，相比于普通人，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更要时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诚态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把做人的过程看作是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础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看作是提升政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古语“德不厚者不可使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典

应之曰：“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zhān）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偭而不思。……”

——﹝东汉﹞张衡《应间》

■释义

《应间》是东汉科学家张衡重返太史令任职时写的一篇议论文章，全文共两部分，即“间者”的诘难和作者的应答。文中的“间者”是提出劝诫与责难的人。

早在汉安帝时，张衡就担任太史令，后来他离开了这一职位。顺帝初，张衡又回来担任此职。这引起了一些“间者”的诘难和非议：尽管你能叫三轮自转，使木雕独飞（三轮、木雕系张衡的发明），却免不了耷拉着翅膀落回老巢，你何不也调理调理自身的“机关”，赶快往高枝上飞呀？面对世俗小人的讥议，张衡作《应间》予以回答：“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夥（huǒ）：多。意思是，君子不担心地位不够尊崇，而担心自身道德不够完善；不以收入不够高为耻，而以学识不够渊博为耻。对于高官厚禄，张衡无所求，他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xī）肩。”《应间》体现了张衡一生不求功名利禄，为科学献身的坚定信念。

廉不言贫，

勤不道苦。

——《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等文中引用

■解读

廉字打底、勤字当头，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的基本坐标。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廉政和勤政是题中应有之义，领导干部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既廉又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躬亲庶政，不舍昼夜”的司马光，“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共产党人何言不能？为官不廉，就会为利益所惑、为金钱所动，那么所谓作为就会是乱作为，就会突破底线、超越法治、摆脱约束，就会产生负面效果。为政不勤，就会政怠宦成、无所作为。如果说贪污腐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罪行，那么这种懒政思维，则更加具有隐蔽性，更难以察觉，如同温水煮青蛙，从长远来看其危害不容小觑。不廉或者不勤，都与执政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更何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那么，领导干部怎样才能既做到廉政，又实现勤政？习近平同志引用的这句话就是答案，不言贫而能廉，不怕苦而后勤，说到底还是要加强内心修炼和党性修养。

■原典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尊其所闻，行其所知。

——古格言联（河南内乡县衙楹联）

■释义

在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廉不言贫，勤不道苦”是对上联的化用。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后经明、清两代多次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官衙式建筑群，为我国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衙。内乡县衙有许多楹联、匾额，语言朴实，含义深刻，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和执政理念。

这副楹联上联的意思是，真正廉洁的人，不会讲自己如何清贫；真正勤政的人，不会抱怨自己如何辛苦。下联的意思是，君子崇尚他所听到的善言，努力践行自己所认知的理念。

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向来为儒家思想所提倡，是历代为官从政者应具备的品德。真廉洁者，从不言贫；真勤政者，从不言苦。知行合一，行胜于言，才是为官之道。慧者心辩而不繁说，

多力而不伐功，

此以名誉扬天下。

——《摆脱贫困•从政杂谈》等文中引用

■解读

老实人会吃亏吗？习近平同志的答案是否定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体现在为人处世上，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习近平同志认为，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可能会捞到一时的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但如果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最终能得到群众的认可、社会的肯定。这也决定了，干事创业时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也不会“吃哑巴亏”。你做了多少、干了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样的“诚实”，正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修养之一。在《从政杂谈》中，除了“诚实”，习近平同志还提出领导者需要有党性观念、需要有度量、需要有气节、需要有气魄。而这些修养，必须靠实践的积累、升华，是实践必然的结果。

■原典

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惰），反其路者也‍‌‍‍‌‍‌‍‍‍‌‍‍‌‍‍‍‌‍‍‌‍‍‍‌‍‍‍‍‌‍‌‍‌‍‌‍‍‌‍‍‍‍‍‍‍‍‍‌‍‍‌‍‍‌‍‌‍‌‍。

——﹝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墨子•修身》

■释义

上面这段话出自《墨子•修身》。与先秦儒家一样，修身也是墨家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墨家不但认识到修身是立身行事之本，而且重视实践、反省等修养方法以及环境对于修身的影响。墨家的修身观对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墨家修身的原则是固本为先，务末次之。固本为先，即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切中要害，事半功倍；舍本逐末，流于形式，则偏离修身的根本目的。所以墨子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具有大智慧的人，内心清楚却不多说，努力做事却不自夸，以此就可以名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清楚明白。“彼智无察，在身而惰，反其路者也”，没有智慧就不能明察，再加上自身的懈怠，想成功却只会背道而驰。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之江新语•做人做事要力戒浮躁》等文中引用

■解读

“静”的反面是焦虑，“安”的反面是躁动，古人说“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凝”。领导干部的浮躁，表面看是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实则是为官从政的一种不良作风。热衷于大拆大建，沉迷于形象工程，轰轰烈烈的剪彩换来的却是半途而废的“烂尾楼”。浮躁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必须戒此顽疾。说到底，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患得患失，还是因为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不正确，一心想着仕途升迁，罔顾群众利益，如何静心谋划长远？正因此，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才能静心思考，冷静处世，砥砺意志。

■原典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春秋至秦汉﹞《礼记•大学》

■释义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后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这段话出自《大学》首章，记录了一个完整的思维运行过程：止—定—静—安—虑—得。

“知止而后有定”，知道目标所在，这样才能志向坚定。止：目标。朱熹《大学章句》释为：“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定而后能静”，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静：静心。朱熹释为：“静，谓心不妄动。”“静而后能安”，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安：随处而安稳。朱熹释为：“安，谓所处而安。”“安而后能虑”，心安才能够思虑周详。虑：思考精审。朱熹释为：“虑，谓处事精详。”“虑而后能得”，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得：收获。朱熹释为：“得，谓得其所止。”“得其所止”，即实现目标。

国有四维，

礼义廉耻。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在北大、在民族小学，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上海考察工作，习近平同志多次谈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为人需要品德，从政需要官德，而治国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内化于心、外现于行的核心价值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这种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习近平同志引用《管子》中的这两句话，就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今天，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三个倡导”，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为改革发展划定了价值的航标，正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维”，是亿万人民的“价值公约数”。

■原典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管子•牧民•四维》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牧民•国颂》

■释义

“四维”说出自《管子》一书。《管子•牧民•四维》称：“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国颂》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归纳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张：展开，推行。意思是，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四项道德准则，如果它们不能被推行，国家极易灭亡。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国之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会倾侧；缺了两维，国家就会危殆；缺了三维，国家就会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指上下有节；有礼，就不会超越节度。“义”指合宜恰当的行事标准；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廉”指廉洁方正；有廉，就不会掩饰恶行。“耻”指知耻之心；有耻，就不会同流合污。因此，治国用此四维，就可以使君位安定、民无巧诈、行为端正、邪事不生，于是国可守而民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