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心身疾病
每当我们面对应激源，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被统称为战斗-逃跑反应，包括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等，为身体面做好了对威胁或从危险中逃离的准备。在此过程中，交感神经系统还会刺激多种激素的分泌，包括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使身体做好反应的准备。其中最主要的应激激素之一是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皮质醇。当威胁消失，身体稳态得到恢复。这个过程使得身体可以适应各种程度的应激。
如果应激源是短时的，反应激活随后将消退，这种适应称为稳态应变（allostasis）。当应激源是长期的，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而且个体无法与之抗衡或从中逃离，那么它将导致长期的生理唤醒，并损害机体健康，称为非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
持久的不可控和不可预测的应激会产生非稳态负荷。加拿大心理学家塞里 (Hans Selye) 用一般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来描述这一过程如何最终导致疾病出现。
I. 警戒阶段有机体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任何一个紧张刺激都会引起躯体内部的生理生化、体内环境平衡、内脏机能的变化，即生物有机体自身会动员起来进行适应性防御。 II. 抵抗阶段有机体在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之后，就会出现心律、呼吸加快、血压增加、血糖含量增加等变化，以便充分动员体内的潜能应付环境变化刺激的威胁。 III. 耗竭阶段紧张刺激所致的威胁继续存在或躯体仍然像存在着威胁那样进行反应，抵御就会持续下去，必须的适应能力可能耗尽最后出现崩溃。这时机体会被其自身的防御力量所损害，导致疾病。 |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不良的应激会导致疾病的出现与恶化，而积极情绪则有积极的作用。心理和身体是互相影响的。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disorders）又称心理生理障碍(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ers)，指存在①有明确具体的躯体症状和病理改变；②心理因素对其形成或者恶化具有显著的作用。心身疾病是变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行为医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DSM-5中，没有心身疾病的诊断，与之最接近的诊断为 影响其他躯体疾病的心理因素， 属于 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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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心身疾病的时候，我们会更多关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环境因素如何交互作用，最终影响身体健康，也即是身体健康的生物心理社会取向。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I. 生物学因素：基因、年龄、性别等，对疾病的易感性有主要的影响。
II. 社会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文化、经济、教育水平，接触疾病的机会，治疗方法。这些因素能直接影响健康。
III. 心理因素：健康的心理与态度将促进更多健康行为的出现，不良心理与认知导致不良行为习惯，回避治疗甚至不遵医嘱。
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更是研究的常见主题。例如基因易感性不仅影响对特定疾病的易感性，也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应激源的数量和对应激源的感知强度。而环境应激源，则使人们难以表现出健康的行为。心理因素中的人格不但会选择个体常处于的情境，也会通过影响对应激强度的感知来发挥作用。
一、影响健康的心理因素
在讨论心理因素的时候，我们常提到一个概念——心理弹性（或称坚韧性/复原力；resilience），指个体遭受挫折后重新振作起来，恢复稳态的能力。这些个体在经受压力后常得到心理上的成长，而不是产生创伤或障碍。相关研究显示，这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他们都与健康存在着联系。
对事件的评价——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
心理上较为坚韧的人在评价或解释事件的方式上也较为积极，反观哪些倾向于用悲观风格解释时间的人，他们会认为消极事件是他们的错（自我归因），将来还可能发生（稳定归因），且有着广泛的后果（泛化归因）。因此，悲观的人在生活中到处看到应激事件，使得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长期唤醒状态，导致生理性损害。研究也显示，悲观老人相较于乐观老人，血压更高，免疫功能更差。悲观的看法也会使人们更容易出现不健康的行为，同时实践有益于健康的行为。一项跨度甚长的研究（哈佛大学1939-1940级毕业生，35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其中的悲观者更容易罹患躯体疾病。
应对策略
应对疾病或是其他压力情境的方式对健康也有影响。
回避型应对就是一种对健康不利的应对方式，个体会否认生病或其他需要面对的应激事件，导致的结果包括术后康复不佳，不遵医嘱导致症状增多，癌症病人死亡率增加，心率衰竭、关节炎等疾病病情。
与这种应对相反，不避讳谈论消极情绪和生活中的问题则有利于个体健康。似乎与这一过程能够理解情绪、事件并找到意义从而减少了消极情绪有关。此外，寻求社会支持的人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积极情绪支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更好，表现在免疫系统活动以及重大疾病的病情发展上，都会有更积极的结果。在这一方面还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面对应激时比男性有更多的机会从社会支持中获益。
社会支持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伴侣或配偶，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少患病，死于癌症、心脏病等在内的概率也更低。但如果婚姻质量较差，冲突多则可能会严重危害健康，如表现为血压升高和免疫功能下降。女性对婚姻冲突的生理反应比男性强烈。
应对方式的选择与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如东方文化在寻求他人帮助，表达个人消极情绪上相对迟疑。
心理障碍
被诊断为心理障碍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躯体问题，包括过敏、慢性呼吸道疾病、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如研究发现，抑郁症与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关节炎的发病存在联系。
其中的机制较为复杂，如 有可能是共同的基因影响，如 5-HT系统失调的遗传素质可能与抑郁症和心血管病都有关系；也有可能是躯体疾病导致心理障碍，如 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导致抑郁，后者还可能进一步引起疾病恶化；也有可能是躯体疾病所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应激导致心理障碍；还有可能是社会文化因素或者生活压力导致长期的应激反应，导致非稳态负荷最终造成躯体疾病，如 过劳死。无论哪一种情况，其中都可能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
此外，有心理障碍的人本身压力应对不良，也不容易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常见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
癌症
研究显示控制感更强的女性乳腺癌患者5年内出现新肿瘤的可能性更低；悲观的癌症患者更可能在确诊的头几年里去世；对乳腺癌女性进行额外社会支持的研究发现，参加支持组的女性在4年后三分之一仍然存活，而未参加支持小组的女性全部去世，其平均存活时间为40个月对19个月。后续其他研究也显示了，减轻应激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健康状况，使其获得更高的5年甚至10年生存率。但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则未能重复这些结果，但他们都支持心理社会干预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冠心病和高血压
长期生活在不可控应激环境中的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更大，如一项大样本研究显示三分之一的心脏病发病风险与环境应激有关，从事压力大工作的人更可能患冠心病。
类似的，长期生活在应激环境中更容易患高血压，如 从乡村移居城市的人群，患高血压个体的比例增加。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相对低下的人群中，如非裔美国人，高血压多发。高血压发病有一定遗传因素，如有高血压的患者和其子女在面对应激源时其血压的反应更强烈；移除应激源后，他们也需要更长时间让血压恢复正常。
传统上被认为与冠心病相关的人格因素是A型行为模式或称A型人格，由Friedman 和 Rosenman提出，包括时间紧迫感、敌意性、强烈竞争意识，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急性子、争强好胜、对他们存在敌意。相关研究也证实了，A型行为模式与冠心病发生存在联系。后续研究显示，预测冠心病的关键变量是敌意性，即一种以猜疑、憎恨、生气、敌对、不信任他人为特点的人格特质。
敌意导致冠心病的机制可能与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唤醒有关。在应激源出现预期和出现初期，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生理唤醒，心率更快，血压更高，儿茶酚胺类物质（E，NE等）分泌更多，并持续更长时间。这种频繁波动可能会引起血压变化，儿茶酚胺类物质也会对血管产生作用，共同降低血管弹性。此外，这类个体可能也会倾向于一些不利于健康的行为，如吸烟、酗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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