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一章第三节

2.主要内容：

（1）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2）民族意识的觉醒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失败的原因

2.能力目标：  

通过介绍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手段，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3.情感目标：

通过学习近代中国人民早期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认识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图谋破产的根本原因。

【课堂导入】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列强割走香港、台湾，“租借”澳门，侵夺、蚕食了大片国土。仅仅80年，便有18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侵占，分别相当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其间，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1000多项条约、章程，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赔款和赎辽费2.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收入的4.5倍。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付赔款4.5亿两，加上利息以及各省的地方赔款，合计白银10亿两，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受过如此频繁、惨重的战争伤害？又有哪个国家在支付了自己年收入3倍乃至12倍的赔款后，还能指望得到发展？“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有感》）国家一旦失去主权，人民的生命与尊严也就没有了保障。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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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制度的腐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上“官”怕“夷”、“夷”怕“民”、“民”怕“官”的微妙关系。（“官”，泛指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民”，指中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夷”，泛指外国侵略者），以鸦片战争和阿富汗抗英斗争为例，作比较分析，说明社会制度的腐败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的原因。

1840年以后，已经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形成了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官”、“民”、“夷”的微妙关系。

“官”，泛指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封建大国的统治者，同时又是封建衰世的统治者。前一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和外国侵略者始终有矛盾，特别是一开始不会轻易开门揖盗，充当外国侵略者附庸的。后一个特点，表明这个统治者的主体部分已经十分昏庸、腐朽、反动，像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些鸦片战争时期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很少的。鸦片战争后，随着清王朝统治越来越腐朽反动，虽然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还是不乏其人，但是很难产生出像林则徐这一类杰出人物了。不是说清朝统治集团不再发生分化。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只能是更激烈；但是分化出的先进人物，开始脱离统治集团，投奔农民起义军、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营垒。因此，自龚、林、魏之后，近代中国杰出人物的代表已不是地主阶级上层志士，而是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样的先进人物了。

“民”，指中国各族各阶层人民。他们富于反侵略传统，又人多势众，令外国侵略者胆战心惊；但又受封建传统思想（皇权思想和忠君思想）的束缚，与地方士绅有密切联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充分表现了上述特点。

“夷”，泛指外国侵略者。一开始是英国一个，单独发动侵华战争，后来是许多国家都来侵略中国。到19世纪中叶以前的对外扩张中，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方面，尝到了对一些大国行使殖民统治的苦头，已不打算再负担另一个印度，认为驯服被侵略国的统治者，通过这些人实行间接统治更为有利；另一方面，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时，彼此刀兵相见，造成严重“内伤”的教训还记忆犹新，没有忘记。因此在角逐亚洲其它地区（主要是中国）时，他们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彼此妥协，建立均势。

“官”、“民”、“夷”的上述特点，形成了中国近代史   上“官”怕“夷”、“夷”怕“民”、“民”怕“官”的微妙关系。“官”怕“夷”，是因为清政府在每次对外战争中都是失败者，最终都是妥协、投降而造成的，并不表示“官”和“夷”没有矛盾了。相反，这种矛盾始终存在，有时还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历来蔑视洋人，和洋人格格不入，后来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是遭到一次次凶狠打击之后的选择。在勾结过程中，外国侵略者处于主动地位，一打一拉，清朝当权者则是被迫的、痛苦的；勾结的双方是不平等的，是以一方出卖主权为前提的；勾结的实现表明双方利害开始趋于一致，但是还有矛盾。“夷”怕“民”，是因为4亿中国民众始终坚持反侵略的抵抗路线，是一支巨大的反侵略的力量，是足以令“洋鬼子”望而生畏的，“夷”不愿灭“官”的主要原因也在此。“民”怕“官”，是因为在很多次人民反侵略斗争中，居领导地位的往往是对“洋人”不满的地主、士绅，当统治者施以威胁、利诱时，这些人就害怕、动摇、屈服；此外中国民众的传统思想也常常容易使他们表现出这种弱点。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被瓦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之，只要人民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官”、“民”、“夷”的这种关系就将继续保持。

掌握了“官”、“民”、“夷”矛盾，也就能切合实际地分析清政府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在这些失败的战争中，鸦片战争最典型，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

19世纪中叶，英国对许多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所得结果不完全相同。1842年，当清政府向英国投降的时候，英军却早半年在阿富汗向当地起义领袖们屈服，签订投降协定。

(背景资料 ：阿富汗是一个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它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是英、俄争夺目标。1838年，2万多英印军队大举入侵阿富汗。1839年4月，攻占坎大哈；8月，占领首都喀布尔，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流亡，英国建立傀儡政权，以为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喀布尔的陷落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阿富汗人民真正抗英斗争的开始。虽然阿富汗武器落后，国力远不如英国，但他们上下一致，自1840至1841年间，反英斗争如火燎原，使英军疲于奔命。1841年11月，全国性起义爆发，收复喀布尔，原国王儿子回来领导起义。后来又杀死施展阴谋的英方谈判代表。英国被迫于1842年1月1日和阿富汗起义领袖们签订投降协定，并开始撤退。英军45000人，后勤12000人，在途中不断遭游击队袭击，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军医，带着重伤逃回驻地，报告惨败消息。傀儡政权垮台，穆罕默德重新登上王位，阿富汗人民取得了胜利。)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深刻得多。诚然，从中国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看，要战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从力量对比看，中国比阿富汗要有利得多。英国投入中国的兵力，在战争初期为5000多人，后期增兵也未超过15000人，还略少于侵阿军队人数。再去掉分驻香港、厦门、定海、镇海的部队，向南京进军兵力不过7000多人。如果我国广大军民同仇敌忾，是完全可以和阿富汗一样，叫侵略者死无葬身之地。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原因何在?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首先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十分反动，他们仇视、压制民众，必然在反侵略战争中显得软弱无力。魏源曾遗憾地指出清政府没有按照林则徐“民心可用”思想把群众力量利用起来。他不知道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尽管会出现个别的杰出人物和正确主张，但从整体说来，由于他们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把民众力量组织起来。为了维护封建政权，他们必然推行一条“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治路线。他们的军队也必然是“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实”，对百姓“掠夺”、“奸淫”，甚至“私自杀戮，削其骨，食其肉，剖其心”。这样的政府怎么能以人民为后盾去击败侵略者呢?

其次，掌握政治和军事指挥权的封建统治集团又多是昏庸无能之辈，像林则徐这样了解外国情况的优秀人物，不仅很少，而且在统治集团中受到排挤和打击。大量的是些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封建官僚。他们只知中国几个主要省份，对于一些偏远的地方就“若疑若昧”，“若有若无”，对于外国则更是“道听途说，不根无稽”，一些“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甚至连“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都不知道。在鸦片战争中，领兵和英军打仗的，大多是这些人。他们不是采取林则徐等人提出的“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退为进”，以及“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等正确的战略战术主张，而把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慌失措，节节败退，除投降妥协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使阿富汗那样的胜利，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就这个意义讲，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以后各次对外战争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 经济技术的落后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保守落后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

以中英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

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代仿造西方的滑膛炮。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中国水师的战船都是木船，吨位小，载炮少，经不起风浪，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号称“海上霸王”，帆船吨位大，有几十张风帆，载几十门大炮。还拥有少量蒸汽动力的轮船，船速快，并可在逆风搁浅时牵引帆船。

再就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不熟悉近代军事指挥。而且清军八旗绿营分散于各地驻防，缺乏机动性野战部队。发生战争时，才临时由皇帝下旨调兵遣将，任命统帅，再从各省抽调军队到前线作战。由于临时凑集，协同作战能力低。而且从各省调兵，长途跋涉，往往延误战机。后勤供应方面，由于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亏空，军饷不足。而且，由于军事运输手段落后，军粮、物资运送仅靠人肩挑背负和骡马驮载，速度缓慢，效率低下。相对而言，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以海军舰队为主，机动性强。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斗力强。后勤供应可从其殖民地印度、新加坡等地调拨，或者在中国就地抢掠、勒索、购买。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在局部战役、战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军队素质、武器装备、军队调动、后勤供应等诸方面的劣势，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英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败仗。    

因为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近年来，我国不少论者在分析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原因时，往往对清政府的腐败略去不提，只强调中国的落后决定了战争的失败，意在以此说明四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其用心是好的，但其理论则是有偏差的。而理论的偏差从长远看，是可能产生危险的效果的。我国要在经济技术上全面赶上先进国家，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而在这段时期内，随时有可能受到某个或某些先进国家的武力胁迫甚至侵犯。一旦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执着于“落后必败论”的人们在强敌面前是否会心虚腿软？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坚信“落后必败论”的人对抗战丧失信心就是一个残酷的教训。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一方面承认敌先进我落后带来的严重困难，同时又指出我国有自己的优势，敌方有其弱点，我国可以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最终战胜强敌。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世界形势时曾指出，要尽力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集中力量搞四化，但也要看到战争的危险。一旦发生了战争，“中国的战略还是毛主席的战略，即人民战争。现有武器即使落后也可以打。当然还要加强军队现代化。”（《邓小平年谱》（上）、第205）这样的分析才是全面的、科学的。）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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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早期维新思想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朝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1/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在民族创痛的刺激下，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海国图志》，明确阐述了“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道理。他认为，外国长技有三，即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学习他人之长，才能由弱变弱。他还针对那些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论调反驳说，有用之物，即为奇技而非淫巧。他提出中国当以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榜样，励精图治，赶上“西海之国”。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固然有攘外之急需，但绝非皮毛之见，它包含着深刻的革新思想，已显示出他用世界眼光思考中国问题的远见卓识。

可惜的是，鸦片战争过后，清王朝仍是文恬武嬉，大有雨过忘雷之势。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急切呼声，显得曲高和寡，甚而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弃之于历史的尘埃中。

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3、早期维新思想

60年代以“变局论”与“借法自强论”发轫的洋务思想，原来对“西学”的认识就不尽相同。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高于西人，唯火器不及；冯桂芬认为中国有“四不如夷”，显然就不仅仅是火器不及。西学被引入中国后，国内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不同形式的新式企业，这些新企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用“西学”的镜子来对照这些问题，人们的认识各不相同。因此，洋务思想出现分化，其左翼转变为早期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字紫诠，号仲强，别号园老人，天南遁叟。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1849年赴上海，任职于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因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被清廷通缉，1867年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请前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1884年得李鸿章默许回上海，主持格致书院。著有《园文录外编》、《园尺牍》等。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字叔耘，号庸盒。早年曾任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作《筹洋刍议》，主张变法。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会使。著有《庸盒全集十种》。

马建忠0844——1900)，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字眉叔。长期定居上海，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攻西学。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回国后为李鸿章办洋务，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正翔，号陶斋。1858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开始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他长期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并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1880年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著有《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

陈炽(?——1899)江西瑞金人，字次亮，号瑶林馆主。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曾遍历沿海各地，又到香港、澳门考察，积极钻研西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他任提调，主张变法。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受打击颇大，次年忧愤而死。著有《庸书，等。

 何启(1859—1914)，广东南海人，字迪之，号沃生。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1872年赴英留学，1882年回国，业律师。自1887年起，发表不少政治论文。1895年曾参与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著有《新政真诠》。

 胡礼垣(1847—1916)，广东三水人，字翼南。出身买办商人家庭。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与何启同学，二人合著《新政真诠》。

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观点是：

(1)新“洋务”观

同奕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首领的洋务思想明显不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尽管也要求“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但他们主张在批判封建复古思想、揭露封建弊病的基础上学习西方，而不是为了死保封建制度而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他们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政治术、经济术，也就是说要全面学习，变通为用，他们坚持“师夷制夷”的爱国思想，反对那种拜倒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屈从于霸权主义的洋奴思想。

(2) “君民共主”论

“君民共主”论是早期改良派在对当时各国政体进行比较分析之后，结合中国政治传统，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

他们认为“君民共主”的有效形式就是实行议会制度。他们把西方国家的议院的作用说得神乎其神，以为只要在中国设立了议院，由封建专制主义产生的一切社会政治阴暗面就都可以消散了．郑观应认为，“议院兴而民志和，民气强”，有了议院，“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他强烈要求在中国立即实行议院制。与郑观应同时代的何启、胡礼垣、陈虬、宋恕等都主张“开议院以布公平”，“令各直省札饬州县，一例创设议院”，并断言：“中国能大开上下议院，自宰相督抚以至州县，咸由公举，行之十年，则十八省必可进至倭人未变法以前局势·；行之四十年，必可进至日本今日局势”。

早期维新派借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和社会契约学说，作为他们“君民共主”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他们就在中国如何施行议院制还设计了种种方案，其中包括对议员的产生、各级议．院的人数、表决方式、议案款式等具体问题的设计，真可谓用心良苦。为了使议会制推行有一良好的外部环境，他们还提出“更官制”、“改试令”、“易西服”、“广办日报“、“限仕”、“汰冗”等一系列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前奏，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

3、“商战固本”论

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是以农为本，实行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被视为末业，商人被诬为奸商，以致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成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了改变中国商品经济落后的状况，勇敢地起来批判“重农桑而抑末作”的传统观念。从王韬开始宣扬“恃商为国本”广商富即国富”，到80年代郑观应大倡“商战”之说，再到薛福成于1890年首倡“商握四民之纲”之论，反映了新的经济思想正在不断地占领经济学理论阵地，重商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尽管这些早期维新派的思想还不成熟，甚至有严重缺陷，但他们在寻求中国富强的道路方面所作的可贵探索则是应充分肯定的。他们的经济思想。为后来的维新派变法主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成为有广泛影响的维新变法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二）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精英开始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就开始有了全民族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

 

            康有为                            梁启超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十二朝未有之奇变”。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一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世钟。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和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