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革命的旗帜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三章第一节

2.主要内容：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3）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4）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活动，以及辛亥革命的过程和历史意义。

2.能力目标：  

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辛亥革命的过程的学习，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仁人志士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

3.情感目标：

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辛亥革命的过程的学习，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仁人志士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

【课堂导入】 

链接：武汉大学MOOK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随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各国军队陆续从华北撤走，但沙俄的十几万大军仍然盘踞在我国东北，直到1903年10月，俄军非但不遵循《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规定按期从东北撤军，而且重新占据沈阳，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野心。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和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1904年2月，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日、俄双方海、陆军全力进行厮杀，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1905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议和，并于同年9月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势力退出南满，其所有在南满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俄战争结束。

日俄战争期间，英国曾在西藏燃起战火，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不平条约，妄图把西藏变成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也出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权益的紧张局面。这种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到日俄战争结束才告缓和。

在军事压迫的同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还表现为对中国政治控制的加强和经济势力的扩展。在政治上，各国驻华公使颐指气使，左右朝政，干预清廷国事，把持重要部门，充当各类所谓“顾问”。在经济上，英、美、日3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新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外国资本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外国在华投资在20世纪初期也大大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对近代新式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对清政府的借款以及大量外国银行的开设。此外，帝国主义还加紧了对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的掠夺。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清政府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同时巧立名目的各种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加上各级官吏从中大肆盘剥，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年，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有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得以苟延的清政府，为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01年颁发“改革”諭旨，准备实行“新政”，并于1901 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改革官制。1901年，清政府撤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设立一些新的机构，如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裁撤一些旧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但官制改革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革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弊端。

改革兵制。1901年，清諭令停止武举，筹建武备学堂，裁汰绿营和防勇，建立采用西制西法西器的“常备兵”。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兵”36镇，总共为45万人。

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科举考试改试“策论”，废除八股，奖励出国留学人员。随后，建立大量新式学堂。

奖励工商。主要是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振兴工商业的有关立法，还公布了一些奖励兴办实业的条例和有关章程。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新政”，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沓，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其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怀疑，也使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由于清政府“新政”的目的，在于挽救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事实说明，清政府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是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发展高潮，商办民用企业的突飞猛进是这时期的特色。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不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而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又过于软弱唯上层人物马首是瞻，故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以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一些青年学生由于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世界大势和国内的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他们在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群众斗争不断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对如何救国救民等问题进行探索。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1、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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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由于他后来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所以又叫孙中山。他在少年时就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青少年时代，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的美、英等西方国家开设的学校里读书。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上书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陈述治国大计。遭到冷遇后，转而倾向革命，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 派的根本不同之处。1894年秋冬间，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随后开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营和防营，秘密策动广州起义。因消息泄露，起义失败，孙中山被迫逃亡海外。流亡国外期间，孙中山在美、英等国宣传革命及考察西方社会，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1897年，孙中山由加拿大转赴日本，与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接触，并曾就联合反清问题多次与康、梁会谈，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加紧在广东策动起义。1900年，被孙中山派往惠州的郑士良等人发动了起义，连败清军，发展迅速，后因弹尽粮绝，坚持半月后被迫解散。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这说明资产阶级发起的民主革命事业逐渐得到较多的支持，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

2、 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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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涌现，预告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将蓬勃发展。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

邹容，四川巴县人，留日学生。1903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以满腔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邹容认为社会是进化的，而革命是从野蛮到文明所必需的，革命是顺应天理和正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在中国进行革命是有必要性，清政府对内压迫汉人，收刮汉人的民脂民膏，又用严刑峻法对待人民，百姓生活困苦。对外，清政府卖国，把中国的土地和财产割给外国，连东北三省这发祥之地和祖宗的坟墓都保不住，中国人民不能依靠这样的政府来保卫国家。因此，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国独立。革命不仅可以使中国人摆脱受欺压的地位，而且可以使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曾写下了大量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和书籍，其中以1903年写成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影响最大。这两本小册子文笔通俗通畅，前者以弹词形式，后者以白话写作。深刻揭露了列强的侵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灾难和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号召人们反抗侵略，为民族国家的独立而斗争。陈天华认为，清政府已经成为列强的工具，是“洋人的朝廷”。中国人民要抵抗侵略，不能依靠它，只能革命，推翻它。这两本小册子， 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走民主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地揭露。

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号召。女革命家秋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锁链，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从1902年 至1905年，孙中山进一步加强了在海外的革命思想宣传，并积极发展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影响。109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积极联络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在组织上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建设，孙中山为总理，下设三部，国内外分别建立支部，支部下设立分会。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并确定了革命的纲领。同盟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照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将这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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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一是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二是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而是要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反满”实际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也没有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的对象，给了这部分人日后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的可乘之机。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妥协。

2、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反复强调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并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要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孙中山指出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与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连接在一起，并把资产阶级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集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于一身的清政府。

但是，民权主义虽提出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又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共和国的权利与地位，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3、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在这时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即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它包含这样几个思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后的迫切任务；解决的办法是“定地价的法子”（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实行平均地权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革命的过程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农民的理论武器。

不过，总体上说，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缺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际内容。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扩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阵地，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这一切，使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十分惊惧，他们驳斥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企图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维护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对此，革命派予以了坚决回击，一场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大论战拉开帷幕。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了两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

1、 要不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

这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2、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民智未开”，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阶段，不能“蠟等”。

革命派则用“取法乎上”，针锋相对地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勃然而出；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认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3、 要不要社会革命

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虽没有充分展开。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并认为实行土地国有将会“危害国本”。革命派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场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也暴露了革命派存在着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后来的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