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三章第二节

2.主要内容：

（1）封建帝制的覆灭

（2）中华民国的建立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

了解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活动，以及辛亥革命的过程和历史意义。

2.情感目标

 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辛亥革命的过程的学习，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仁人志士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

【教学重点】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

2.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

3.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意义

【教学难点】

1.三民主义的内容和局限       2.辛亥革命的意义

一、 封建帝制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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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大力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萍、浏、澧起义，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冈起义、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钦州防城起义，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今两地属广西）和广西上思起义，四五月间的云南河口起义，以及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战术、稳固的军事力量等原因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大部牺牲。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孙中山当时在美国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说，这次起义使“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全国就爆发了成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保路风潮。

保路风潮的起因是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的政策。1911年5月9日，清廷采纳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建议，下令将各省经过斗争已经收回并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清政府的所谓路权“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转交给帝国主义。5月20日，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借款6百万英镑，把这两大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4省各个阶层的激烈反对，很快出现了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保路风潮。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1万多人集会，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随后，株州铁路工人罢工游行，并成立了保路团体。同时，湖北人民也群起斗争，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革命党人詹大悲在汉口《大江报》上发表文章，号召起而革命。广东则在5月底举行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坚持铁路商办，反对国有，并成立保路会，通电湘、鄂、川各省一致行动。

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的股东会议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声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从而使保路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四川保路运动开始后，全省人民纷纷响应。8月下旬，成都全城罢市、罢课；9月1日，全省开始抗粮抗捐。这时，全省约有7000余万人卷入了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一些地方官僚绅士及立宪派，由于铁路公司有切身利益关系，也积极参加运动，并出头把持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与竭力想使保路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搞所谓的“文明争路”。但是，清政府一面派端方于9月2日率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四川总督赵尔丰“实力弹压”保路运动。9月7日，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当天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惨案”。此后，四川革命党人夺取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领导广大群众在四川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围攻成都。9月25日，刚从日本回川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吴玉章，与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一起率部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起义，进而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2、武昌首义与各地响应  

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湖北武昌首义？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清政府长期斗争的必然产物。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政府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革命党人联络的枢纽。当时在武汉地区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湖北早期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经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其领导人有蒋翊武、刘复基和詹大悲等人。共进会是由同盟会员焦达峰与日知会员孙武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9年在武汉设立了共进会总机关，其领导人为孙武、刘公等。湖北革命党人十分注重在新军中发展组织，进行长期深入的秘密宣传发动工作。文学社主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力量。共进会除了在新军中活动外，还同学生界和其他各界有联系。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有1/3士兵和部分下级军官参加了这两个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

保路风潮兴起后，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感到革命时机已经到来，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四川保路运动转入武装起义的消息传来，湖北革命党人深受鼓舞。9月初，清政府从湖北新军中抽调部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给武汉发动起义以有利时机。为了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联合指挥部，推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联合指挥部原议定在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推迟了起义日期。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内共进会机关里配置炸药时不慎爆炸，起义机密泄露，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基等33人被捕，孙武受伤住进医院，蒋翊武逃离武汉。当晚，湖广总督瑞徵提审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基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10日晨，瑞徵下令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洪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基三烈士的图片），并按所获名册，四处逮捕革命党人，形势极端危急。在革命力量失去指挥的情况下，革命士兵自动集议，决定于10日晚举行起义。10晚7时，驻武昌城内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率领40多名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反动军官，迅速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枪声一响，武昌城内新军步、炮、淄重各营士兵3000多人纷纷响应，齐聚楚望台。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徵从后院穿墙仓惶逃跑。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调兵反扑，也迅速被起义军歼灭。经一夜战斗，起义军在11日晨攻占总督衙门，中午控制了武昌全城。次两日，起义军又先后攻占了汉阳、汉口，并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

武昌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神洲大地，各省革命党人纷纷举义响应。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10月22日，共进会领袖焦达峰、同盟会会员陈作新等率领会党、联络新军，在长沙举行起义，巡抚余诚格逃走。起义军攻占长沙后，成立了由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也以会党与新军为主力发动起义，占领了西安，宣布成立陕西军政府。此后，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都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有15个省市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此外，直隶、河南、甘肃、新疆、东北等地，也爆发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顷刻覆灭。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表现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反映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认为非找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结果，黎元洪与立宪派结合起来把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汉族，是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2任大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晚年投资实业。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又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夺取政权后，部分立宪派与旧军官发动政变，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是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地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随着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革命党人开始了筹备建立中央政府、组织共和国的活动。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湖北军政府。11月7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各省征询组织中央政府的意见，获得响应。两天后，黎元洪即电请独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到武昌集会，商讨组织政府事宜。但是，江浙方面也想乘机抓权。11月12日，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浙江军政府汤寿潜、上海军政府陈其美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于是，独立各省在组织中央政府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势力中心。

    湖北的通电，获得了江西、广东、广西等少数省份的支持，它们的代表赴鄂集会；而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山东及直隶、河南等省区的代表到了上海，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名义开会。上海方面的会议，于11月20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但武昌方面对此表示异仪，坚持统一政府和议会所在地，并派人赴沪力争。上海方面无理由反对，只得接受，决定各省留一人在沪联络外，其余代表都去武昌开会。

自11月30日起，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讨论组织中央政府事宜。正在这时，江浙联军攻克了江南重镇南京。12月4日，消息传到武昌，各省代表会议一致决定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代表会议改在南京举行；只要有10省代表到达，即可开会选举大总统。12月17日，各省代表齐聚南京开会，但在政府首脑问题上意见不一。最后决定以黎元洪为大元帅，暂驻武昌；以黄兴为副元帅，在南京代行大元帅职权。对此，黎元洪表示满意，黄兴则不愿就职。经各省代表催促，黄兴虽勉强同意，但仍表示要等孙中山回国后才能决定。临时政府陷于难产之中。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受到同盟会会员和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派领袖，他的回国给陷于难产的临时政府成立，带来了新的希望。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再次开会，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的和主体的地位。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拥有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外，陆军、外交等重要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员也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政治方面，提出“尽扫专制之流毒，而定共和，普立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的建国方针；要求实现全国之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宣布各级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实行低薪制、领取相等的津贴费，官场中废除“大人”、“老爷”称谓，一律以官职相称，社会上则以“先生”或“君”称呼；提倡男女平等，女子有权参政。

    革除社会陋俗方面，禁种罂粟，禁食鸦片；限定时间剪除发辫；禁止蓄奴、蓄娼；劝禁缠足；废除种种封建弊端，禁止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保护公民的权利。

    经济方面，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垦殖事业等等；颁布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章程，严禁地方官员侵夺民人私产、破坏营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即予立案批准。

    文化教育方面，改革旧教育制度，禁止小学读经和跪拜孔子牌位；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规定初等小学应男女同校，一切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宗旨等。

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法典。《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起统治权”。 《临时约法》确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规定增设国务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内阁辅助临时大总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增设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参议院有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利。《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通信、结社、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这部《临时约法》，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要求，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进步性和民主性。

  南京临时政府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缺陷。它对内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没有革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提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任何政策、措施和法令，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财产；对外承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和一切外债，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使它在面临内外敌人干涉破坏时，处于软弱和孤立无援的地位，最终为反革命势力所窃夺。

3、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为尔后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任何以帝制自为、封建复辟的企图必将破产。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猛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藩篱，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自古以来，皇帝历来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在几年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在客观上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起到积极的作用。革命政府还大力整顿社会丑恶陋习，以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人们见面时用鞠躬、握手取代了封建时代的跪拜礼；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了代表封建等级的“老爷”称呼；剪辫易俗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社会出现了新风尚、新气象。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