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五章第一节

2.主要内容：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2）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3）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必然性

2.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长征的过程和意义，了解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3.情感目标：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使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政党，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政党。

【课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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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一节课所要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国民党确立在全国的统治

  各派纷争与宁汉合流。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全国出现了短暂的三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南京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则派系林立，存在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及以谢持、张继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此外，还有割据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控制着山西、河南一带的冯玉祥，盘踞两广的桂系、粤系势力李济深等。为了争夺中央权力，国民党内的政客集团和军阀互相勾结，你争我斗，政争迭起。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等决议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党政府机构，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蒋又先后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这样，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为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东北易帜。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后，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7日，蒋下达总攻击令，5月1日攻占济南。5月3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公然出兵济南进行阻挡，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蒋介石坚持妥协政策，命令中国军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近天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向东北撤军。6月4日凌晨，张作霖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预先埋置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救回沈阳大帅府后当即身亡。6月8日，阎锡山部进驻北京。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20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为北平市，同时决定对东北采用和平解决的方针。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主政东北。日本趁机威逼张学良，企图永久占领东北。美国则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经过美国公使的调节和南京政府的反复接洽，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威胁和阻挡，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30日，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张学良为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在此之前，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拥蒋，新疆、热河也宣布"易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北洋军阀中的奉系也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北洋军阀统治宣告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对内政策的特点是严厉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为了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国民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限制、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除出卖国家主权向帝国主义借债外，还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进行金融投机等各种手段，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掠夺财富，逐步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在农村，国民党虽在1930年公布了《土地法》，但实际上取消了国民革命时期实行的"二五减租"，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制度，农村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2）在外交上，南京国民政府在向帝国主义妥协的同时，开始谋求与各国改订新约。改订新约的内容主要限于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两项。改订新约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一次外交活动，是中国近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恢复了一些中国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一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次运动并未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更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

  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说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的统治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任重道远。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统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 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 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阵营。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了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它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起义部队同时提出自己的“第一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蒋介石是靠北伐战争、国共合作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让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打仗完全是被迫的；它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新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实践是最有权威的。所有这些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此路不通。

　　革命者从来是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并积累经验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于，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真是“激流归大海”。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了。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说，中国革命似乎很难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可能。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中央）、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

   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是错误的。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南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这就确立了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