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学习指南】

1.教材依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五章第二节

2.主要内容：

（1）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2）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3）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必然性

2.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长征的过程和意义，了解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3.情感目标：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使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政党，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政党。

【课程导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历史背景、内涵及其重要意义，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这一节课将要讲授下列几个问题。

一、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暴动。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

　　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图片）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达到了成熟。

2、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反映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的影视资料图片）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三、 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毛泽东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这是有着深刻原因的。毛泽东认为，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以便武装全党，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样，他就从理论上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然而，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共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在向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

毛泽东认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来一番变化，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建国理论。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德望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形式和语言，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和语言，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来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作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

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中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2、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进一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开展这次整风运动呢？这是由党的历史状况和党的组织状况决定的。

首先，从党的历史状况来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算错误思想路线及其造成的危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其次，从党的组织状况来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由4万增加到80万，吸收了大量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又立即投入到分散的游击战争中，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其中不少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即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也需要适应新形势，进一步提高自己。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素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当时，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了幼稚者的蒙昧。“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畅通无阻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认为，必须对主观主义及其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表现形式——党八股加以抵制。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必须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一句话，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他强调，要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注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并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在1927年至1934年间亲手从农村中调查收集的材料，整理印刷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正式出版。同年 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了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整风运动文献，联系党的历史，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集中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破除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1945年6月，中共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