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学习指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九章第一节

2.主要内容：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2）早期探索的积极开展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阶段取得的理论成就和经济成就

2.能力目标：  

了解我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3.情感目标：

如何认识我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和成就和所犯错误

【课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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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随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另辟新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1、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大门的时候，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又一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探索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艰巨任务。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选择以苏联为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等就是典型的反映。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是成功的；苏联党对我国的大量援助。这些都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选择了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即高度集中的领导与管理体制。它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其特点是单一、集中的管理体制，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客观地说，苏联模式曾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使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保证了苏联的稳定；保证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后来缺逐步走向僵化。

但是，选择苏联模式，也使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时常感到心情“不舒畅”。因此，他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1955年底，就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的课题。正当此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更加促使中国共产党思考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经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认为：我们应该记取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出，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教训要认真吸取，但对于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则必须坚持，并将之概括为五条：（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2）无产阶级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农业的集体化，逐步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结合”任务的提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

1956 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大会还制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同年10月，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奠定了新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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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积极的成果。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初，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采取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的形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1956年4月，毛泽东在经过几个月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调查研究之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内容：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对矛盾，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

毛泽东在文中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的经验，走自己的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贯彻这一方针，就要作到：第一，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不完善；人口众多、底子薄。毛泽东认为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是“一穷二白”。建国时，我国的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952年增加到了26.6%，1957年包括手工业也只达到50%左右。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的正式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由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献的八大政治报告，是经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修改、讨论而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只要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确定党的中心工作，为全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

中共八大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针对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科学的判断，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及时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八大还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确立了既反冒进又反保守既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提出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曾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值得一提的是，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营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营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个思想被大会所采纳，写入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

陈云（1905—1995年），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人, 原名廖陈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主持、领导财政经济工作，被誉为“红色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年９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被称为“共和国总管家”的周恩来身边，陈云是主要的理财家。1959年夏，“大跃进”恶果显现时，毛泽东感叹地引用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古语，提出仍让陈云主管经济。在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再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对恢复当时遭到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提出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有市场调节部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培养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党中央的当务之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有没有矛盾？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则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人们“道义上与政治的一致”。直到1952年他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首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它们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它们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而且还呈现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但它又不完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改革不断地得到解决。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了，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并没有消失，如果处理得不好，便会干扰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共运和我国社会所出现的新情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性的专政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是“团结——批判——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最后，毛泽东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以完整的理论形态、独创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4、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为适应我国由革命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新情况，克服当时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整风运动以毛泽东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开展。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逐步在社会上形成了“鸣放”的高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希望通过整风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

在整风运动中，绝大多数人提出的意见是诚恳的、有益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一错误的理论后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长期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