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学习指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版）教材第十章第一节

2.主要内容：

（1）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2）改革开放的起步

（3）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和巨大成就

2.能力目标：  

了解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3.情感目标：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课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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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粉碎“四人帮”以后，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老路，即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还有一条是邪路，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党的领导；最后一条是新路，即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开创一条前人没有提供现成答案的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道路。当然，邪路是不可能走的。那么，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还是开辟一条新路？当时，在社会上和中国共产党党内都存在着分歧。如何统一思想，摔掉包袱，掀开共和国历史新的一页，是现实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问题。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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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又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全国人民重新焕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

但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国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左”的错误方针，使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进展缓慢。导致了这个时期出现了从1976年至1978年两年的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1977年5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文章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在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

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有的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

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引导及支持下，讨论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冲破思想禁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原则性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起来。

通过这场讨论，打破了多年来束缚人们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时求是的思想作风，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结束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党的正确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统一思想，为全会的召开作充分的准备，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先期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还强调，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问题；、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等等。

陈云提出的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畅所欲言，对历史和当时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原定3天的会议开了36天。

在大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

接下来，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把当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过深入热烈的讨论，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工作。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决定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了党自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的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反对突出个人，加强集体领导。审查并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薄一波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实行民主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全会还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全会指出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这是党“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全面改革方针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全面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解决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为以后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此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1、拨乱反正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此后，又先后为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复了名誉，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同原工商业者区别开来，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申侨务政策，等等。这就为有效地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此期间，针对1977年至1978年这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发展生产同改善生活紧密结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这些在科学地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过两年的努力，经济形势比较迅速地好转，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500元，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2、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从1978年开始，安徽、四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省委支持下，开始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指出它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1983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对此，党和政府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这期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进行探索。如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把部分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对外开放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1980年3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和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和建设。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普遍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

3、对外政策的调整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三、 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1、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导致迷失政治方向、破坏安定团结、妨碍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2、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全会还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结论。决议还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的起草和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做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体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

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此，经过3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