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岀，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

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担任主攻，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削弱了当前之敌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到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他们已经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64%。

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中有在作战中以身殉国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他们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如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但是，人民军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主要是游击战。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

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20万人、民兵扩展到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在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领导全国人民，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参加抗战的目的不尽相同，实行的是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所以，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尤其是为了发展这些阵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并在山西、河北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军队给予了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以8万余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俘）。蒋介石还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赢得了国内外舆

论的同情和支持。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岀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岀“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讲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租，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25%;战前借贷，以15%为计息标准），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联合地主阶级抗日。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岀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命运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即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中共南方局还直接对大后方的工商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当时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岀现了新的高涨。但是，蒋介石公开反对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

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

1938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后，掌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第三厅组织了包括儿童剧团在内的十多个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将士。

武汉失守前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迁移到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文化界提岀“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等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

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针对国民党借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时机，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出了幼稚者的蒙昧。所以，毛泽东提岀，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岀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岀《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整风运动文献，联系党的历史，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在这期间，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岀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制定了实现政治路线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七大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同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