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图示

学术界通常所说的“认知语言学”，其实一个包含了许多具体学术见解的松散的思想同盟。按照认知语言学界的官方意见，能够将该思想同盟汇聚到一起的，乃是如下这些基本立场：第一，我们必须将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关注点放在语义学问题上，而不是像乔姆斯基派的学者所做的那样，将注意力放在句法分析上。与之相对应，我们还要拒绝承认语法规则有其脱离于语义的“自治性”（autonomy）。

第二，我们必须将语义看成是具有某种“百科全书性质”（encyclopedic nature）——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通过“属加种差”这样的公理化方式对语义加以界定，而要坦然接受人类自然语言中诸种语义关联线索的杂多性、开放性与可变性。

其三，我们必须承认语义表征都是带有特定的主观视角的，而不能认为我们可以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对语义进行编码。

而在这三个理论预设之下，认知语言学家又在两个特别的方向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其一是“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研究。而一个“图式”究竟要对其中哪些“从属关系”进行编码，则取决于在特定语境中那些备选的关系得到了主体的聚焦——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取决于主体在使用相关语词时所采用的视角。与之相对比，概念实在论对于概念之间关系的判定则是豁免于各种语用因素的影响的，是“一劳永逸”的，且是与特定主体的特定切入立场无缘的。

图—1 关于“ENTER”的认知图式形成过程的图示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上述观点，目前致力于翻译研究的认知语言学家已经给出了一个符合认知语言学标准的“翻译”观，此即：“翻译是一种语用事件（usage event），是一种动态的意义理解”，或者说，“是一种处于历史、文化与个人处境之中的，并被这些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要素所影响的信息交流事件”。

兰艾克对于“ENTER”概念结构的这种解读固然是符合常识的，但是，对于计算机科学来说，构成该概念图示的基本意象——“物体”、“源点—路径—目标”与“容器—容纳物”——却都是无法被直接算法化的。这又是因为：所有可被算法化的事项，都必须最终以某种方式被分解为某种按部就班的机械运作，并由此开辟出一条“至上而下”的道路，以便将自然语言中的语义信息层层转化为那些不直接体现这些语义的基本编码。然而，关于“源点—路径—目标”之类的语义内涵究竟应当如何被编码，认知语言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线索。更麻烦的是，与之类似的不可被编码的语义学范畴，在兰艾克的著作里还能找到很多，如“辖域”、“界标”、“射体”、“侧显”，等等。依笔者浅见，尽管为所有这些范畴提供算法基础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但有鉴于兰艾克总是倾向于随意增加自己的语义范畴列表的长度，将其统统予以算法化的“可操作性”恐怕将会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