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政以德”

仁政是孔子的治理天下国家的出发点和归宿，德治则是他治理天下国家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治国虽然包括德、法、政、刑四个方面，但要以德礼为本。就是一要行德政，让人们各就其位，过上安定和谐生活，就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稳定秩序；二要施德教，进行道德教育，引导人们分清善恶好坏，增强荣辱观念，以巩固统治的思想基础。

首先，行德政。

“德”是周族取得政权的依据。但当时周王朝的大势已微，为重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孔子提出了许多行德政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其要点有：

第一，是“爱人”、“重民”。国家是一个由人所组成的群体。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自然人”，指与兽类不同而组成群体的人。对这个意义上的人，孔子认为应该一视同仁地“博爱”。他回答樊迟时说，仁者“爱人”（《论语·子路》）。所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另一方面指“社会人”，对此，他认为应该各守其分。正如墨翟所批评他的“爱有等差”，广大劳动人民被孔子认为是“小人”，被称为“民”。对民的态度使他提出了重民思想。这也是孔子治国之道的重要部分。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国家形式基本都是大一统的君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从来没有掌握或参加过政权成为统治者，只是被治者而已。历代统治者大都认识到“民”在夺取、维护和巩固统治权中的作用。因此“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等重民观念，就在历朝历代广为流传。

孔子的重民思想包括有：安民、富民、惠民、恤民、养民、教民等。必须指出的是，包括孔子的重民主张在内的所有重民思想和措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牧民”、“使民”，统治一切劳动人民。

第二，是“举贤才”。推举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为政，是孔子治国思想中的主要观点。这也正反映出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特点。古希腊政治思想着重于逻辑推理和思辩，于是产生了一批“智者”（智慧教师），以培养公民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则着重于选拔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能臣贤相，即所谓“贤人”。在贤的标准上，孔子尤其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第三，是足食足兵。一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一，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可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里孔子抓住了治国中对内对外两个基本方面。任何政权为了取得群众拥护，维持社会稳定，首先必须保证人民的生活第一要素——食的供给；同时要保证国家不受外敌侵扰，即要军备。孔子曾说一个社会、国家“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两项确实都是社会国家安全生存的基础，都做好了才能“安无倾”（《论语·季氏》）。

第四，是实行仁政的方法。这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很多。如要以身作则，处事公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如，子路问政，他提出“先之，劳之”，在子路的追问下，他又补充说：“无倦。”（《论语·子路》）再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他还提出“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等纲目。他特别强调“信”在治国中的意义，认为只有得到群众的信任、拥戴，统治才能维护、巩固；如果丧失群众的依赖，政权就难以立足，所谓“民无信不立”。这里的“信”，既包括信任，也包含信心。

其次，施德教。

所谓“施德教”，是因为当时社会“失德久矣”。为恢复社会秩序，就要教育人们如何对己、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克己复礼”，恢复周礼的统治，达到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稳定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