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向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以及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升等多个方向的转变,但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质量的提升等都离不开经济的稳定和适度的增长。如今我们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如何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拉动经济的三大因素即消费、出口与投资,这三大因素又被誉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同时,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又在于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部分经济学家均指出,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在动力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
第一,消费升级为经济转型注入持续动力。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消费保持平稳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造成经济增长结构不均衡。当前,我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我国增长模式出现了历史拐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6.2%。而且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提出，“我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国家统计局做了测算，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约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消费对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升产品质量，能够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是巨大的潜力。此外,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财富的不断累积,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商品需求的档次和质量明显提升,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升级明显加快。调查表明, 2018年中国出境旅游热进一步升温，稳居世界出境旅游的第一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4.7%。购物是中国消费者境外游的“保留节目”。80%的消费者在海外购物,将近30%的人甚至根据购物机会来决定旅游目的地。由此,只有国内消费升级,才能满足人民的个性化需求,才能防止消费外逃现象。要实现消费升级,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转变,从实物消费向劳务消费和精神消费发展;形成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增长消费”、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绿色消费”、有利于促进消费者自身发展完善的“人文消费”。
可以预测,消费尤其是消费升级将成为主导今后较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并由此加快经济转型速度,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几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住和行上迈出了一大步,现在对旅游、养老、健康、保健、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的需求空间非常广阔,增长潜力大。发达国家服务业的GDP占比普遍都在7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我国目前仅占54.1%。未来,和服务业相关的投资、创业将大有可为。
第二, 外贸总值逆势增长，不断创新高。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0.51万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增长9.7%。贸易总量首次超过3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16.42万亿元，增长7.1%；进口14.09万亿元，增长12.9%；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收窄18.3%。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3.4%。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增长5%；进口14.31万亿元，增长1.6%；贸易顺差2.92万亿元，扩大25.4%。2020年1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一年，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情况下，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了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按照WTO去年前10个月数据，我国出口在全球十大贸易国中表现是最好的。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新业态蓬勃发展，新动能显著增强。海关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继续保持蓬勃发展态势，其中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达到1862.1亿元，增长38.3%。市场采购方式进出口5629.5亿元，增长19.7%。两者合计对整体外贸增长贡献率近14%。贸易新动能显著增强。
虽然外贸总值逆势增长，不断创新高，但也要看到如今我国出口贸易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其一，中美贸易摩擦，这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中美贸易争端一直不断，2003年至2005年末，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一系列贸易摩擦给中美贸易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贸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中美两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期。中美贸易摩擦作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一部分随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幻而发生变化。2018年，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执意发动贸易战，掀起了又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2019年中美贸易数据全面下滑。1-12月中美进出口累计5412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4.6%；其中出口4185亿美元，下滑12.5%；进口1227亿美元，下滑20.9%。其二,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上升影响出口竞争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通货膨胀造成劳动者生活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少,劳动力价格上涨在持续。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来势凶猛。我国近几年来成为在全球受到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光伏产品、钢铁产品先后被美国和欧盟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一些国家甚至用限制性的手段控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或者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其四,商品的出口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技术性贸易壁垒”又称“技术性贸易措施”或“技术壁垒”,以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法规、协议、标准和认证体系(合格评定程序) 等形式出现,涉及的内容广泛,涵盖科学技术、卫生、检疫、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和认证等诸多技术性指标体系,运用于国际贸易当中,呈现出灵活多变、名目繁多的规定。由于这类壁垒大量地以技术面目出现,因此常常会披上合法外衣,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隐蔽、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我国约有一半以上的企业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货物总额已达450 亿美元,涵盖生产流通领域、生产加工领域等,不仅有货物商品,还包括信息、金融等服务领域,对我国商品出口产生严重影响,使我国贸易成本增加,贸易争端加深。
第三,投资增速趋缓。在过去的30余年,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稳增长离不开投资,但如果投资规模不当,又会产生一些棘手的问题。在产业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在资金方面表现为地方债风险加剧。如今,我们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 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51590亿元，增速为10.0%；2016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6 466亿元,比上年增长7.9%;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631684亿元，比上年增长7.2%，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9%。2019年1-11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但也应看到,在投资增速放缓的过程中,投资结构明显优化,对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关键重要的作用。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轮投资增速趋缓有深刻的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要去库存、去产能,逐步实现市场出清。所以,投资增速下滑,尤其是传统产业投资增速下滑,一定程度上既是结构调整的反映,也有利于用市场的力量纠正资源错配问题,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过,也不能任由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还必须发挥好投资的关键引领作用,要努力巩固投资领域出现的积极变化,尽快扭转投资增速持续下行的趋势。
第四,人力资本存在问题。人力资本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力资本在质和量上的发展本身就可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俗话说人多力量大,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有着强大的储备资源,但仍存在一些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科研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和产业工人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在科研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如科技人力资本发展的前瞻性不足,存在着一些行业人才过剩、另一些行业人才极其稀少的现象,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科研队伍不稳定、青年研发人员积极性不高、人才易流失等问题;科技从业人员收入仍然不高,社会地位和声誉也与其贡献不相匹配。此外,还存在科研人才作用发挥不足与人才的结构性问题。在产业工人人力资本方面,我国目前的一线产业人力资源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技工荒,一线工人工资偏低,大学毕业生不愿从事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作。技术经验丰富的工人严重短缺,并且现有的熟练技术工人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吸收运用新技术能力弱等缺点,影响了我国制造领域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提高。
第五,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长盛不衰的生命线,也是内需扩大、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引擎。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研发投入和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面临诸多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到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中,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坚力量的中小企业也开始面临创新问题。我国中小型企业中绝大多数使用的生产技术仍然要依赖国外进口,特别是涉及行业核心的高、精、尖端技术都掌握在国外的相关企业手中,我国中小企业被动地技术输入的情况并未有所改观。在中小企业中,相当一部分依然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来料加工和产品组装,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的投入严重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尖端高新技术等更是无从谈起。不仅如此,我国中小企业对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也非常有限,难以夺取研制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的主动权,这就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模仿、创新的实践过程,从而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企业相比,创新能力差距悬殊。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提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二)房地产市场问题
近年来，中国高房价使居民的购房负担加重，对居民消费和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在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要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自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之后，全国房地产市场，有100多个城市实行了限制的政策，包括限价、限购等等五限政策。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9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面总结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并提出2020年工作总体要求，要求要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期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的体制机制。2020年，着力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力度。抓好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试点工作，争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强化对环卫、公交等行业困难群体的精准保障。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总结推广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2020年，着力培育和发展租赁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培育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探索政策性租赁住房的规范标准和运行机制。此外，明年还将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确保脱贫攻坚需改造的135.2万户危房2020年全部竣工。
图4：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图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2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2016年是0.465,比2015年提高了0.003,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基尼系数总体下降的趋势。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缩小,从2015年的城乡收入倍差2.73下降到2016年的2.72，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0，较2016年上涨0.002个百分点。可见现阶段，我国基尼系数高于国际“警戒线”0.4 的数值。但从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逐步回落,多项惠民措施取得初步成效。国家统计局称,我国基尼系数不算低,这说明了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如今,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现在若干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层掣肘因素。以扩大内需为例,没有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就没有消费需求的释放,刺激消费的政策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内容,又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导向,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目前我国一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规模不大且近年来还处于萎缩之中,这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我国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十二五”规划曾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同时还提出,向贫困全面宣战,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困、脱贫,贫困县全面摘帽。任何一个五年规划都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强烈信号,就是贫困县全部脱帽,解决区域性的整体贫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改善成效卓著，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13—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高于同期GDP增速0.3个百分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66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医保总体实现全覆盖，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目前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020年元旦节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20年新年贺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实现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在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在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是如何理顺社会分配关系,特别是如何通过加强规制来理顺垄断性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如何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来理顺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等。此外,应发挥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明显而直接;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险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显著;社会福利保证收入较低的人群能够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四)“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比重越高,老龄化程度越高。人口老龄化是时代性、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人类自身繁衍所面临的难题之一。现今,我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我国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为参考,此指标从2002年的7.3%上涨至2014年的10.06%。2016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5 003万人,占比10.8%。截止到2018年末，我国老年人口数据为：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我国老龄化情况愈加严重。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2015年至202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2025年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根据联合国数据,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的加大,预计到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达到顶峰,之后老龄化进程进入减速期。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图5：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图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等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
其一,人口老龄化会产生养老困境。因为老龄化人口比例上升,相应地,年轻人比例就会减少,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例会上升。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未来社会的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现行社会退休养老制度也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如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龄化最为严重,欧洲国家次之,美国略好。世界范围内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例在稳步上升,预计到2100年,全世界的老年人抚养比将达37.4%,即大约每3个劳动年龄人口将抚养1个老年人。
其二,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就业结构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未改革现有退休年龄制度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比例的下降,有可能引发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之前,我国因人口高增长而享用着“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社会效用,但现在,我国人口已进入低增长阶段,老龄化比例却在上涨,这将会造成我国的劳动力相对不足的问题,并因此会影响到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十三五”规划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注重家庭发展。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社会风尚,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到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 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
(五)供给侧改革问题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国人出国旅游却狂买马桶盖、净化器、奶粉……国内生产的粗钢每斤价格与“白菜”相差无几,产能过剩成了重大包袱,但精钢、特钢却需大量进口。这种状况说明,我国居民的有效需求受供给侧制约不能得到满足,国内消费和国内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明显。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远不及供给侧的变化,“供给失灵”。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性结构不合理现象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多种场合中不断强调“供给侧改革”。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指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语境中最热的词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即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为什么要供给侧改革?“供需错位”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显示出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品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大量扫货。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地,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摊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一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党中央主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性创新举措;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以往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这12个字是对十八大以来改革进程的高度概括。从2015年底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到2017年,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更广维度、更深层次、更大空间深化拓展,不断"深耕细作",朝着彻底根除病灶方向奋力前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攻坚到深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加大“破、立、降”力度。推进钢铁、煤炭行业市场化去产能。实施稳投资举措，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出台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深入推进简政减税减费。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在全国推开，企业开办时间大幅压缩，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实施。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推动降低用能、用网和物流等成本。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各地探索推广一批有特色的改革举措，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
深化供给测改革，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贯彻“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将得以充分展现，在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同时，真正迈入以结构优化升级为标志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