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次级贷款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从5%上升到2006年的20%,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
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如只付利息的抵押贷款,它与传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不同,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而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但在几年之后,借款人的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留下了借款人日后可能无力还款的隐患。
在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此时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很自然地会出现逾期还款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案例一旦大幅增加,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次级市场就可能发生严重震荡,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导致次级市场危机的发生。
丰富的金融工具在促进经济的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房地产业景气时,放贷规模不断增大,为了及时补充资金与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开始向投资银行出售资产抵押证券(ABS)。随后,按照评级和定价,投资银行又向保险公司与基金等金融机构出售债务抵押债券(CDO)以获得资金,并继续向放贷机构购买债券,转手过程中不断“增值”,资金再次流入房地产市场,创造了电子形态的“虚拟货币”和虚拟货币形态的财富。
次贷的规模在此过程中被不断放大,一旦资金提供者违约,不再偿还贷款,次级放款机构,如新世纪、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等,立即由巨额盈利陷入严重危机,损失也被不断扩大,导致次贷危机迅速蔓延。
疾风骤雨般的美国次贷危机从美国金融业蔓延到美国经济实体,并进一步祸害到全球实体经济。次贷危机造成了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由
自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每隔数年就周期性地发生危机,资本主义学派学者总是认为资本主义自身能够克服危机,总是把危机说成资本主义正常的“周期调整”。他们希望人们相信,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循环,如同四季交替、潮起潮落,再自然不过;号召人们危机时节衣缩食,共渡难关,为的是迎来新的繁荣。有些学者甚至还宣扬,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使资本主义“洗心革面”“再造再生”。
虽然为了减缓危机的冲击和后果,经济学家们发明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反危机理论和措施,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家干预、宏观调控、刺激消费、平衡供需等。然而,资本主义无法祛除的“魔咒”是: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一次次地在危机中涉险过关,劫后逃生,并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继续肆意扩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无论怎样改头换面、怎样扩张狂进,却一次又一次落入危机的魔网。
其实,透过笼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迷雾,拨开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便是这无法祛除的“魔咒”。这个基本矛盾,总是通过危机的爆发呈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这当中虽然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低潮,但总体上并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出现了持续近10年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黄金发展期。面对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持续繁荣的新情况,有人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魔咒。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周期性危机仍然会“如约而至”。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状况,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幅度,使其繁荣时间可以有所延长,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这一切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把生产关系累积的矛盾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把全世界经济拉入危机的漩涡,一起为资本主义酿下的苦果买单。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危机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解决危机的尝试和调整,可以暂时恢复生产力并有可能取得比危机前更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基本矛盾的决定和制约,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也就是与生俱来的“绝症”,总是以更严重的病症爆发形式展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往经济危机的异同
历史绝不是简单地往复循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300多年来,虽然它似乎总是在繁荣与危机交替中经历着恒定不变的轮回,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总是在人们看来不变的表象中、突发的偶然中、持续的量变中,毫不留情地推动着实质性的变化、必然规律的实现、阶段的质变。每一次危机,都向人们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考察增添新的启示,都对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性解决办法增添新的意义。那么,这场持续时间已逾五年的危机,究竟哪些是“不一样”的?我们以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为例,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对比。
1.危机发生的原因、背景比较
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伊始,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资源在全社会进行配置,而以市场为导向的配置机制带来了生产的无序、盲目,这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有组织、有计划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使国民贫富差距拉大,广大民众的日益相对贫困带来了整体社会购买力的下降,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供需矛盾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另一方面,生产和销售之间本已存在的尖锐矛盾,被过度的股票投机活动所激化,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2008年,以美国华尔街为源头的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从本质上讲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其发生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的虚拟化和过度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则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呈现出如下的基本特征: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进一步向美国等少数国际金融寡头集中;美国经济加速金融化,实体经济则日益空心化;金融的极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加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股市、证券市场的紧密相连,这成了全球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深刻背景和制度性根源。
2.危机发生的领域和特点比较
第一,1929—1933年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实体经济中首先出现供给过剩,尔后危机延伸到金融层面。在生产和消费等领域,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低下和整个社会并不充裕的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民众消费水平不足导致了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的爆发使社会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破坏。2008年则是由于在金融经济部门,发端于房地产信贷等资本的过度虚拟化和泡沫化,伴随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的过度消费和提前消费,导致了金融层面的破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的“炸弹”被点燃,全球经济陷入了停滞不前和发展乏力的境地。
第二,面对远远大于实际有效需求的过剩商品,大萧条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将其销毁,如把过剩的牛奶倒进河里等。当前资本家们则是和强大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以信用赊账的方式销售。表面看来,资本家生产的商品销售一空,没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提前享用了商品,双方皆大欢喜,但本质是过剩商品以银行坏账的形式沉淀下来,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第三,虽然1929—1933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都导致了生产下降、失业激增和银行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等共同问题,但在货币、金融方面,1929—1933年表现出来的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2008年的危机则由于国家的刺激政策,卷入危机的国家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现象。
3.危机产生的后果和各国的干预比较
1929—1933年的大萧条,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部矛盾。为摆脱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殖民、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商品倾销,转嫁危机;而这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在国内,广大人民由于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对本国政府强烈不满,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改善本国经济形势,加紧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争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陆续放弃了全面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逐渐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指导,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由于生产力发展呈现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整个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本次经济危机的波及面比大萧条时期更为宽广、触及程度更深,一些国家甚至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为了摆脱危机,各个国家纷纷加大了对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干预。如果说1929—1933年大萧条后的国家干预是临时的、不系统的,2008年的危机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干预面最广、程度最深的一次经济干预。一些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如美国也举起了国家干预的大旗。在国际关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发达国家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它们只好利用市场力量和汇率等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此帮助本国经济尽快复苏。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力量的逐渐增强,也敢于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此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都意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只有加强合作才能避免更多的损失,尽快走出危机的阴霾。
(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逐渐丧失历史合理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到底,就是其基本矛盾所推动的对资本的无限积累,对利润的无限索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托·约·邓宁的话来形容: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而今,这种生产方式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用投机、赌博代替了组织生产,用虚拟经济摧毁了实体经济,用赤裸裸的掠夺代替了“文明治理”,用“做空”整个民族国家的方式代替对个人或群体的剥削。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仅仅是践踏法律、鼓励纷争,而是1%的人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要毁灭整个世界!当然,这样也同时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渐失去自我调节、创新的能力和空间
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为了从一次次危机中解脱并谋求新的发展,谋求更大的利润,资本家们总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不断变化、更新中。这些拯救和调节手段包括技术创新战略、扩大地理空间战略、产业升级战略等。资本家们不愧为“优秀的创新家”,可以说每一项战略都在资本和利润驱动下达到极致。正是由于资本的趋于极限的运动,在历史上总是使资本主义从一次次危机中逃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资本运动,导致全面而更猛烈的危机发生,使其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每一件应对危机的武器,都反过来对准自身。比如,不断的技术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更为显著,于是资本被迫通过金融化狂热逐利,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变成难以驾驭的“魔鬼”。这种通过“金融创新”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更具“夺命力”,资本主义对此难以支配和驾驭了。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天马行空地扩张,其基本矛盾及各种矛盾也在国际范围内愈演愈烈。发达国家向国外“转嫁危机”的办法现在也遭到全球抵制,于是矛盾同时又折回国内,遭遇了西方“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样的激烈反抗。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创新的能力和空间都成了严重问题。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渐失去发展的多样性
纵观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说,资本主义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是多样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比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瑞典模式”等。然而经过30多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整个资本主义总体上又趋归于原始的积累与统治形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趋向单一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新自由主义模式已声名狼藉,除了极少数极端辩护者外,其他资产阶级拥护者也都唯恐避之不及,都认为这种自由至上的资本主义必须改变。而对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来说,由于30多年来逐渐被新自由主义侵蚀、同化,已经失去了特有的基础、理念和优势。比如社会民主主义模式通过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革新,逐渐适应、接受并靠拢转向新自由主义模式,并把发展手段和自身命运的赌注都押在了新自由主义道路上。当新自由主义在危机中垮台、西方主流经济学丧失信誉之后,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目前仍然是一片茫然、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