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全局。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一）“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本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三农”、面向“三农”、服务“三农”。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三农”问题始终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本问题，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他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农业的基础必须牢固。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四化同步”的目标，将农业现代化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农业现代化也是其中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四化同步”的短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只有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四化同步”，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仍有较大差距。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亟待提升；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农村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党和国家长期努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新格局。
（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作为人口大国，解决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首先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出发点。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我国有13亿多人口，如果哪天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必须装的是中国粮。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关乎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的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始终将粮食安全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才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新时代，在中国粮食生产面临新挑战的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就是要明确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确保产能”就是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适度进口”是指在农业对外开放中，要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科技支撑”就是强调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要靠不断创新的粮食增产技术来保障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
（三）“三农”问题是具有全局性、复杂性与长期性的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风险叠加的问题集合。这些问题不仅必然地服从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定性，也根本地受制于中国作为人地关系紧张、区域差异极大的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还现实地依赖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的历史进程，更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后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突显急迫。
这也决定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靠城镇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1990年到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由22%上升到60.60%,城镇人口由2.54亿增加到8.48亿。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主要得益于农民进城。改革开放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而有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工潮”。无论是主动进城经商、务工,还是失地后被动入城,农民工都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城镇化率。
进城的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务工人员群体,虽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却没有真正享受到城镇人口的待遇。因为从户籍上来讲,他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比较低,大大落后于城镇化速度。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正是由于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国家发改委前主任徐绍史指出:“中国城镇化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之路。”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同时明确,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可以看出,我们将更注重城镇化的质量,更注重‘人’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制度,这意味着“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迈出了坚实一步。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是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