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好坏深刻影响着两国的全局利益,也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一)中美关系的确立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中、美分属不同的对抗阵营,美国推行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中、美两国在朝鲜、越南及我国台湾展开激烈对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不与中国建交,并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与中国周边国家先后签订了《日美新安保条约》《美韩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完成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苏对抗形势的变化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国的公告,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并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28日,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了“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基本原则,同时陈述了两国共同发展的原则。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
此后,中美双方往来增多,贸易迅速发展,文化交流日益活跃,但围绕建交的谈判却并不顺利。中国始终坚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撤军、断交、废约”的建交原则,直到1978年,美国最终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并展开建交谈判。12月15日,双方签署《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重申《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为推进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由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给日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1979年3月26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宣称“美国将向台湾提供能够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对这一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政府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并通过一系列方式和途径向美方表达了抗议。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被迫于1982年4月致信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就售台武器问题与中方谈判。经过双方十多回合的艰苦谈判,两国于8月17日签署了《八一七公报》,再次重申《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美国表示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一时期,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双边合作交流成果显著,教育文化交流活跃。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美国在1989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美关系跌入了低谷。美国在人权、售台武器、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频频施压,企图达到以压促乱的目的,使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保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鉴于此,美国于1992年12月解除了“不与中国进行高层接触”的禁令。1993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克林顿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的政策。
(二)新型伙伴关系的发展与障碍
正当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之际,发生了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访美的严重事件。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采取了包括停止中美高级官员的访问、召回驻美大使、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等措施,美国也将两艘航空母舰派到台湾海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领导人由此意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此后多次重申将遵守中美之间签订的三个公报。
199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发表政策声明,强调美中关系是美国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表示要加强对华“建设性接触”;11月,克林顿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向江泽民表达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向。对此,中国领导人给予积极回应,并建议在“战略伙伴关系”前加上“建设性”的提法,并达成了两国领导人进行正式国事互访的协议。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决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具体规划了两国进行合作的9个领域,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并签署了总额达3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美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和努力,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始终存在,使得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1999年5月,发生了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严重事件,以及美国国会发表污蔑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和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使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随后,中美两国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中美关系又得以向前发展。
200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主张美中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采取对话、遏制的政策。2001年4月,发生了美国侦察机撞击中国军机的严重事件,使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起来。随后“9·11”事件的发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两国元首决定共同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
中美两国的稳定繁荣都离不开对方,相互依存程度前所未有。中美之间保持着近5000亿美元的双边经贸规模，长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又存在矛盾和分歧,如美国对台军售、人民币汇率、人权、贸易等问题,始终困扰和阻碍着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始终把中国看成是潜在威胁,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因此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性、曲折性、波动性。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随着中美之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范式的进一步凸显,两国关系中战略竞争性要素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不容否认,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美合作根基不断松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时代中美有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合作基础;“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的“双引擎”。而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从中东抽身,仅有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2010年以来,美国大张旗鼓地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已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2011年以来,面对美国对华战略上既互信又互疑、外交上既接触又孤立、经济上既竞争又合作、贸易上既开放又保护的复杂局面,胡锦涛、习近平提出:中美要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对抗冲突的历史逻辑,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目标路径。
2011年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2012年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其基调同习近平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则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理念,是用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来看待和规划中美关系前景。2014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一些人看淡、怀疑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9月22日开启增信释疑、聚焦合作、面向人民、开创未来的访美行程,先后到访西雅图、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取得了49项重大成果。两国领导人向中美两国民众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了两国政府努力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推动中美两国相向而行的强烈信号。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中,“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相互尊重”是交往准则,实现“合作共赢”是努力目标。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尽管两国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竞争面,两国政府都展现出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强烈意愿,但两国关系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管控分歧的任务越来越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仍任重道远。自2014年亚信会议和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以来,美国在担忧中国不断增长能力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怀疑。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介入的不断加深,南海问题持续升温,美国不断表示对菲律宾发起所谓“南海仲裁案”的支持,引发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尤其是美国叫嚣派飞机、舰船进入南海有关岛礁12海里领海、领空范围,使得两国间发生军事碰撞的可能性急剧上升,中美关系由此极有可能被导入一种对抗模式。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中国明确为“竞争对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将两国争端逐步扩散至情报网络、军事安全、国际政治空间等领域，致使“大国间政治悲剧”的风险在增加，世人担忧中美两国将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中美两国实力不断接近,摩擦点增多,但从长期来看,中美两国政府基本还是按照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的思路来处理复杂的双边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下，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在2017年4月海湖庄园会晤后升级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是完成时，还将处于进行时。从历史经验看，现阶段和未来一定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霸权主义，在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回归美国曾一度采取的“遏制接触中国”政策的迹象。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仍是“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要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为中国发展大局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将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长期任务。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尽管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中美两国要顺应时势、共同面对未来，为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做出努力，同时给世界各国树立起良好的典范，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