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近邻,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日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是平稳友好的。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12日，双方于北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双方于日本东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此后，双方先后于1998年11月和2008年5月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上述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中日关系的确立过程
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伴随着近代化进程，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展的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状态,处在这个大格局下的中日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的巨大影响。日本被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而中国则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敌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在美国的要求下对华全面禁运,实行经济封锁。岸信介内阁上台后,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一再掀起反共、反华浪潮。
20世纪70年代,冷战形势出现重大变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对华立场也随之发生转变。当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中日复交后的前二十几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被称为“蜜月期”。这一时期,从政府到民间,从政治到经济、社会、文化,各层次、各领域都出现了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大好局面。1978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80年起,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低息、长期、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在交通、能源、通信等诸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对华进行开发援助。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定位,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格局再次出现重大调整,冷战时有着特定目的的日美同盟,开始把目标指向逐渐转向了中国,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7年,日美公布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以防卫日本为主的日美安保体制转变为以整个亚太地区为合作对象的新型同盟关系。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对“周边地区”的解释闪烁其词,声称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暴露了其浓厚的防范中国色彩。2004年,日本颁布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假想敌”。2005年,日美确立“共同战略目标”,把日美同盟扩大到全球,着手实现地区与全球规模的“军事一体化”,共同干预世界安全事务,其中包含着谋求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2006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海外派兵提升为自卫队的“正式任务”。从这一年起,日本全面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其拦截纵深可达中国境内数千公里,活动半径可覆盖中国台湾。
日本越来越多地借国际力量以抗衡中国,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日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因素的增大,加剧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二)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1.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逐渐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是以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各种右翼政治势力为核心,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恢复靖国神社传统地位、美化侵略历史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股政治思潮。
日本政治右倾化,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一种政治倾向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日本保守政党和右翼势力的扩大而迅速发展。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是与日本国力的兴衰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上升到了一个顶峰,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下,其嚣张的民族主义气焰暂时得到了抑制。以战后投降为起点发展到今天,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色彩越来越浓,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在外交上力图使日本由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政治大国。
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政治领域中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邦交正常化中运用政治智慧妥善解决的历史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和倒退。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为美化侵略历史、更改日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宣扬“中国威胁论”、拉拢周边国家牵制中国等。2013年11月,韩国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日本右倾化所造成的威胁和影响,绝不会仅局限于亚洲,世界各国都应当共同警惕。
2.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主要是指,日本政府和日本政治家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问题。1998年中日两国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家并未对日本的战争罪行作出深刻反省并将其落实到行动上,相反却精心炮制和大肆兜售各种谬论,否定或美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正是在上述种种反动的战争史观的支配下,近十几年来,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家在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也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基础。
(1)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坂的一座神社,建立之初主要是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戊辰战争中为恢复明治天皇权力而战死的军人。此后,在日本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战死的军人都被供奉在这里。1978年,靖国神社秘密地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 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安放在神社内进行合祀。至此,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性的改变。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成为第一位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家领导人;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上台执政的小泉纯一郎无视广大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 在担任首相的5年期间,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破坏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基础,导致中日两国领导人多年没有任何互访。小泉下台以后,历任日本首相虽然没有再去靖国神社参拜,但众多日本国会议员在每年祭祀期间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已成惯例,其中还经常夹杂着部分日本内阁的现任大臣。2012年10月17日,当时作为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在出任首相一年之际,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此后至今,安倍晋三虽迫于国内外压力并未再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但仍多次以公职身份献上了祭品。时至今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依然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标志性问题之一。中国人民永远无法接受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毕竟，那里供奉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各级战争罪犯，这些人或者曾在中国多次屠城虐杀平民百姓，或者违反战争法展开施放毒气的化学战，或者用战俘甚至抓来的无辜平民做活体解剖实验，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是永远不会得到战争受害国宽恕的人类公敌。
(2)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文部省在其编纂和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中,严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供全国高中和小学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取消了对日本向外侵略等问题的“批判性的记述”,而“沿着使过去日本的做法正当合理化、肯定现状的方向”进行了修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篡改。1997年,日本右翼学者团体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推动编纂、发行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尽管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制,但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旗下育鹏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的采用率不断提高。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大肆篡改历史,宣扬“皇国史观”,否认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将其发动战争标榜为是为了自存自卫、解放亚洲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进行残酷统治和掠夺,写成“满洲国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将国际上早有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解释为当时的情况存在很多疑点、至今仍有争论等,这些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能够出笼,与日本政府的支持与纵容密切相关。
(3)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部分日本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其文章或演说中公开发表歪曲、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这一类事件近年来不断在日本政坛上演。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曾在1997年公开否认慰安妇问题,宣扬前往靖国神社拜祭“为国捐躯者”是理所当然的。2012年2月,作为与中国南京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竟然当着来访的中国南京市代表团的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河村隆之的言论遭到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抗议及南京市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之后,河村隆之竟然召开记者会,再次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不收回自己的错误言论。
3.推动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宪法》因第九条而被称为“和平宪法”。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政治大国化路线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推动下,日本某些人士急切推动安全防卫领域的调整和变革,开始加速要求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治行动和发挥对外军事作用的步伐。2012年10月1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表示,计划重新定义“集体自卫权”,有意修改宪法。2013年2月15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自民党宪法修正推进总部会议时称,将修宪定位为“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表现出其在任期内实现修宪的强烈意愿。2014年7月1日,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宣布,将在内阁中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2015年7月16日下午,日本执政党不顾民众强烈反对,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套、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系列安保法案。
2016年3月29日,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实施,至此,日本历届政府基于《宪法》第九条不允许行使的集体自卫权得到解禁。未来,日本自卫队可向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等,海外活动由此扩大至全球规模,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由于历史原因,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动向保持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日方能够切实汲取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政策上慎重行事,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4.中日领土主权问题争端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就将 “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复交努力过程中放弃过维护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努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2012年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政府又联手上演了所谓“购岛”闹剧,致使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风波再起。2012 年4 月16 日,时任东京都知事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头面人物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发表狂言称,要以东京都的名义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9 月10 日,日本野田内阁以“作为国家固有领土实施稳定管理”为由,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并决定钓鱼岛“国有化”后,由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于钓鱼岛“行使维护和管理权”。
针对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于2012年9 月10 日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措施都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中方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2012 年9月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白皮书以大量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是“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自明朝以来“中国对钓鱼岛实行了长期管辖”“中外地图标绘钓鱼岛属于中国”“在日本人‘发现’钓鱼岛之前,中国已经对钓鱼岛实施了长达数百年有效管辖,是钓鱼岛无可争辩的主人”。白皮书进而以大量日本官方文件证明,在历史上,日本完全清楚钓鱼岛早已归属中国,绝非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其侵吞钓鱼岛的图谋一直是秘密进行的。直到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于1895年4 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钓鱼岛才作为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一并被割让给日本。1900年,日本才将钓鱼岛改名为“尖阁列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钓鱼岛回归中国。但20 世纪50 年代,美国擅自将钓鱼岛纳入其托管范围,70 年代美国私自将钓鱼岛“施政权”“归还”日本。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也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从国际法理的角度看,早在1943 年,美、英、中三国在共同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就已阐明:“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 年,美、英、中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上述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还对日本领土范围作了明确界定,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1945 年日本签署投降书,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各条款,意味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国际法上业已回归中国。
近年来,美国出于加强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一方面声称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特定立场”“不站队”;另一方面又宣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适用于《日美新安保条约》,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会保护这一地区。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更是决定,在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一个附加条款,明确规定美国对日承担防卫义务的《日美新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领土主权问题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核心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无视自身的主权核心利益受到侵犯,都必然予以坚决反对。在日本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诸如,中国政府当即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明确了该海域中国领海和内水范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我国已履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完成了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的所有法律手续,在法律层面有力地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预报台正式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的海洋环境预报,中国气象局亦于同日在国内板块正式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天气预报。2012年9 月中旬以后,中国海监和中国渔政部门开始派出舰船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等中国管辖海域实施维权巡航执法,不仅规模和力度空前,而且开始建立起“常态化”执法机制。
对于如何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即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措施都是非法、无效的,日方应立即取消钓鱼岛“国有化”,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回到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然而,自“购岛”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立场,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国必须就此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三)中日关系展望
众所周知,过去一段时期中日关系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在日本,特别是以安倍晋三政府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的疯狂挑衅。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以最大的耐心和信心看待中日关系未来发展,不断敦促安倍晋三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改弦更张,回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一贯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应约会见了来华出席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个月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于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再度会面,双方确认继续落实战略互惠。5月23日,习近平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接受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转交的安倍晋三亲笔信,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显著。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的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迎来重要转机。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总结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同时，进一步指明了未来方向。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在大阪举行会见，两国领导人就构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安倍首相还邀请习主席于2020年樱花盛开的时节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12月，双方在北京再次见面，对两国关系发展及地区和国际形势进一步交换意见。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为深化三国合作提供动力。这一系列高层会晤为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释放出积极信号。 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在双边领域相互依存日趋加深，在多边层面也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双方在切实贯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合作，将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日双方在开展创新发展合作、金融领域合作、推进两国在高技术、应对人口老龄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达成共识，在拓展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多领域有着互利共赢的广阔前景。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日双方应携手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