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东地区延续波动不已、起伏不定的纷乱局面。叙利亚内战已持续10个年头,近期土耳其的介入使得叙利亚社会秩序转向和平、安稳仍充满变数。此外,中东域内的“伊斯兰国”、伊朗核谈判、也门危机等热点依然热度不减；中东域外的美国、俄罗斯等国的介入也增加了该地区局势的升级，如美国与伊朗的对峙。中东局势的演变,虽然出现了些许利好迹象,但始终没有摆脱“乱”的特点,仍旧延续着“乱”字当头、转型乏力以及博弈加剧的总体趋势。
(一)中东政治危机现状
1.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内战是指从2011年年初持续至今的叙利亚政府(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于2011年1月26日开始,并于3月15日升级,随后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武装冲突。根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叙利亚内战已造成近50万人丧生。
进入2019年后，叙利亚国内形势的发展逐渐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中东国家而言走向平稳的趋势。根据2020年的中东地区发展情况，叙利亚政府实控区与反对派武装实控区之间极有可能继续保持现状。美国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加速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和解步伐，土耳其军队压境叙利亚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步伐提速。土耳其虽然会继续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打击，但维持其与叙北部交界的“安全区”更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因此，战后重建有望成为叙利亚政府的现实战略考量。
2.“伊斯兰国”
随着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ISIS)不断利用叙利亚国内乱局进行扩张。2014年6月28日,该组织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ISIS 更名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简称 IS),并公布了宣称的“领土”范围,这是一个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有成员国在内的,从非洲中北部到中国新疆,南至印度,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超巨型版图。巴格达迪改用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发·易卜拉欣”,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无论是从武装人员构成和财力状况,还是装备水平方面来说,“伊斯兰国”都已超越“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其他极端组织,一跃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和影响力最大的恐怖组织,并引发了全球暴恐势力的纷纷效仿。2014 年的中东乱局中,“伊斯兰国”的崛起绝对是值得全世界瞩目的事件。这一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宣布“建国”等一系列动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的兴起,已对中东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和影响,引发相关国家外交政策、对外战略的调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周边地区的不断扩张,不仅使中东乱局进一步恶化,更使得中东地区的宗教、权力、思想观念之争日益尖锐。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形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不同于以往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思想激进、管理落后”的特点,“伊斯兰国”在战场、民政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性。“伊斯兰国”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日益猖獗的势力,不仅影响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的安全局势,也对周边国家以及整个地区带来了重大的安全挑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19年12月9日表示：“土方将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帮助阿富汗清除其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尔出席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八次外长会时说，必须阻止“‘伊斯兰国’病毒”在阿富汗境内蔓延。他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对阿富汗的物质和道义支持，以防恐怖组织在该地区成长壮大。
“伊斯兰国”的发展,需要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进一步重视。
目前,美军正在伊拉克重启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准备与伊军合作，尽快恢复对伊部队培训。美联社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美军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与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合行动已经重启，只是不及先前规模。另外，美方培训伊军计划正在制定，也将很快重启。
全球反恐意识正在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也已授权有能力的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致其陷入“人人喊打”的大势之中。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均已加入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列。然而,由于各自利益所限,各国反恐的态度有所不同,反恐难以形成合力,联合阵线很难有效形成。美、俄试图利用反恐,争夺中东地区和全球的领导权;中东地区国家基于与“伊斯兰国”的藕断丝连关系,很难对其痛下狠手,有的国家甚至想通过反恐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应该清醒地看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中东地区依然有生存土壤,短期内仍难以铲除。
3.也门危机
也门居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据守着红海入口的亚丁湾和曼德海峡,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客观而言,也门除占据战略要地的区位优势外,没有太多其他禀赋资本。因此,长期以来,也门作为一个穷弱小国,很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风暴眼”。但在2015年,也门却变身成为频繁见诸报端的“焦点”国家。
2014年7月30日,也门新政府关于大幅提高成品油价格的决定,引发了国内普通民众的强烈抗议,导致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长期盘踞西北部萨达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借机发动攻击,并于9月22 日攻占了总统府、总司令部和部分要害机构驻地。2015年1月,胡塞武装与总统卫队发生冲突之后,软禁了总统哈迪并试图逼迫其退位。随后哈迪在拥护自己的势力的帮助下逃脱看管,抵达亚丁。3月25日,胡塞武装逼近南方海港城市亚丁,失势的哈迪总统被迫出逃沙特避难。3月26 日,由沙特领头的逊尼派十国联军,发起代号为“决战风暴”的军事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的支持者进行空袭;伊朗则给予胡塞武装资金和武器援助。这使得伊朗和沙特围绕区域霸权争斗的“冷战”转向“热战”的可能性大幅上升。一场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武装纷争,正在中东地区残酷地进行。战事已造成数千人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其实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是冷战结束背景下的仓促之处，也门内部“南北矛”盾一直存在。尤其南方的分离主义力量已从分散走向聚合，并且在2007年，正式打出了“南方运动”的旗号。2017年4月，哈迪总统对亚丁省长祖贝迪的罢免成为“南方运动”的转折点。同年的5月，包括祖贝迪在内的来自南方五省的领导人及两名政府部长共26人正式成立了南方过渡委员会（STC），这成为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与寄居亚丁的也门政府之间分庭抗礼的重要标志。10月，祖贝迪宣布成立“国民大会”并将举行南方独立公投。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一方面继续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威胁，一方面在军事上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摩擦不断。
2018年1月，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便占领了亚丁也门政府的多处重要机构，祖贝迪声称这“开启了推翻哈迪在南方统治的进程”。2019年8月，忠于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安全带”部队（SBF）再度占领总统府和政府军军事基地等处。
2019年10月16日经过也门政府官员证实，也门政府与南部分离武装打算签署协议，结束持续两个多月的对峙。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代表定于2019年10月17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签署协议。该协议内容主要包括为吸纳南方过渡委员会成员而改组政府，而且双方在沙特的监督下重组了军队。由于胡塞武装仍然在首都萨那盘踞，并且随着盘踞的时间越来越长军队的实力有也不断增强，南方“安全带”部队也牢牢掌控临时首都亚丁的局势。这种形势下，导致也门政府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困境。以也门政府的角度出发，分析“胡塞武装”和“南部分离武装”造成困境的博弈，也门政府若能与南方过渡委员会达成分权协议，在政府的压力上就可以最大限度维护也门政府在亚丁地区的正常运转，同时也能减缓“南方运动”的迅影响。2020年1月9日，也门政府与南部分离武装双方为执行利雅得协议而签署了一项新协议，规定双方在3周内从也门南部亚丁、阿比扬和舍卜沃等省撤出各自驻扎的军队，避免在这些地区发生摩擦冲突。
4.美伊对峙紧张关系升级
美伊关系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中东政治局势。美国长期以来都十分注重对于中东地区石油的掌控,而伊朗是中东国家中,除沙特以外石油储量第二多的国家。另外,论人口、军事实力,伊朗以6 700 万人口和60 多万军队稳居中东地区首位。控制伊朗,对于美国控制中东地区的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鲁哈尼上台组阁以来,伊朗采取外交、内政双向并举的战略方针,对内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上,对外在处理核僵局、叙利亚战事等牵涉核心利益的领域,则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融合的策略,尝试实现收缩固守基础上的逆境突围。美、伊都有解决伊朗核问题,进而改善双边关系的需求和愿望。美国与西方的制裁给伊朗经济造成巨大困难,影响了民生并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伊朗急于减轻西方制裁的压力,希望能够“松开被束缚的手脚”。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伊朗自2019年5月起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但是，从2020年1月3日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升级，美军采用空袭的方式定点清除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下称“苏莱曼尼”）。在同年的1月5日，伊朗当即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第五阶段的新步骤，即取消所有伊核协议限制措施，等于“废除”了伊核协议。而在伊朗也对美国发出了一波接一波“报复宣言”。对于伊朗的相关宣言，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求发出相对应的警告，宣称：若伊朗攻击任何美国的人员或目标，美国“可能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迅速反击。
2019年年底，美国与伊朗对峙进一步升级，两国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2019年12月27日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一座军事基地遭火箭弹袭击，事后造成了1名美军承包商死亡、4名美军人员受伤。美方指认袭击是“真主旅”所为。同月29日美军空袭“真主旅”位于伊拉克的3处目标和位于叙利亚的2处目标，导致至少25人死亡、51人受伤。对于美军的行为伊拉克民众表示强烈的不满，进行游行示威。同月31日伊拉克示威民众冲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并且投掷石块、高喊反侵略口号，抗议美军空袭致死伊拉克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12月31日在“推特”接连发文，指责伊朗策划伊拉克民众冲击美国使馆事件。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在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双方政府随机产生激烈的论战。2020年1月3日当地时间凌晨，美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和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丧生。此后，美国、伊朗互放狠话，伊朗方面声称将对美国展开“全面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称已准备好对伊朗实施“又快又狠的打击”。同年1月8日，伊朗向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将2019年5月以来的美伊对峙推向高潮。
自2019年5月至今，美国和伊朗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热战和正面作战。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美国未武力报复；美国暗杀苏莱曼尼，伊朗时隔5天才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种种迹象显示，伊朗通过第三方向美国提前传递了报复信息；特朗普在1月8日的讲话中更是对袭击轻描淡写，转而提出愿与伊朗“拥抱和平”。由此可知，美伊之间的对峙在升级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底线底线与目标。美国在中东政治危机的问题上的底线是不能陷入中东战乱的纠缠；伊朗的底线与目标是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或者全面战争，甚至表示，若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把关系进一步缓和，回到谈判阶段。但是，两者的对峙仍然造成了平民的死伤。例如1月8日清早，也就是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数小时后，一架民航客机从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坠毁，全部乘客及机组人员共176人丧生。1月11日，伊朗武装力量承认，伊朗军队误认为乌克兰客机是“巡航导弹”，“非故意”将其击落。在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紧张防备美军报复的情景下，上述人为失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让人感到悲伤的是，由于失误导致的民航客机坠毁酿成了美伊两国政治对峙以来的最大民众伤亡，比美军承包商和苏莱曼尼之死更加触目惊心。
(二)中东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
1.政治原因
中东国家的政体可分为两大类:共和制和君主制。无论采取的是哪种政体,除了少数国家(如以色列和土耳其)之外,中东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普遍偏低。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领导人长期甚至终身掌权。在君主制中,国王本来就是终身任职的。在共和制的中东国家中,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是事实上的终身任职。例如,被迫辞职的穆巴拉克自1981年担任埃及总统起,共连任四次,他制定的宪法中干脆删除了关于总统任期限制的规定,为其终身任职铺平了道路;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执政23年;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执政33年;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执政时间长达42年。二是政治控制严厉,民众缺乏正常的政治参与。在君主制国家,如阿曼,没有宪法和议会,甚至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利比亚虽然是共和制国家,但除了“革命统一战线”外,一切政党都是非法的。埃及虽然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但一直对之实行打压和控制,其国内的《紧急状态法》实施了近30年。而阿尔及利亚自1992年起也一直实行紧急状态,并通过了明确禁止民众游行的法令。
中东各国政权腐败成风。国家高度集中的权力,催生了高度的腐败,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在权力的庇护下,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家族利用特权获得许多垄断利益,其妻子莱拉拥有50多辆豪华轿车,其中一辆法拉利跑车价值12.5万英镑。本·阿里家族被称作“黑手党”,其总资产达到了35亿英镑(约336亿元人民币)。在埃及,穆巴拉克在位30年实行“家天下”统治,据说以各种手段为他本人及其家族积累财富高达400亿美元。埃及军政各部门腐败成风,官商一体,贪污盛行,豪富与高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权力和金钱集中在腐朽的统治阶层,这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民众发起对政府的游行、抗议、示威活动。中东各国政权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2.经济原因
首先,中东国家因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特别是殖民统治和掠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加大了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差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为了获取石油利益,强行划分了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国界线,导致了日后长期存在的国与国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的纷争,确立了以资源、劳动力出口为主的殖民地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抗主导了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埃及等一些国家又形成了依赖外国援助的“乞讨经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埃及、沙特阿拉伯、巴林、约旦等国对美国过度依赖,利用美国提供的支持对抗经济改革要求,长期延续畸形经济结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东地区经济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最先断裂,并由经济困难引发政治动荡。
其次,地区战争和国际制裁长期伴随着中东国家。半个多世纪内,该地区仅大规模战争就爆发了9次,小的战争和冲突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战争既有同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有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国内战乱。战争和冲突造成几十万人死亡,300多万人沦为难民,直接财产损失近万亿美元。雪上加霜的是,国际经济制裁屡屡发生:如对伊朗“核威胁”的制裁,使其社会转型困难重重;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十几年的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使得伊拉克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前就已经危机重重;“洛克比空难”事件后,美、英、法三国于1993年11月11日推动安理会通过“883号决议”,开始了对利比亚长达7年的制裁。多边制裁不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
再次,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战乱不止的地区环境下进行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其社会财富的积累经常被打断,且其社会财富主要不是凭借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能力赢得的,而是依赖出口资源换来的。中东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多弊端,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并引发分配不公等问题。此外,当威权政体的限制被排除后,原先的分配冲突重新出现,导致被压制群体的要求爆发,同时过去的优势团体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也相应提出要求。于是,从经济危机中转型而来的政府,既面临着改革的机会,也面临着政治困境。
最后,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该地区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现代化成果,民众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未能阻止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西方国家强力推销、本国精英极力引进的现代化,在实践中举步维艰,结果导致城市过分拥挤、失业率上升、社会失序、文化冲击等问题。有埃及学者指出:公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造成政治失稳。经济资源的缺乏意味着公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极易造成心理紧张,当发现摆脱这一困境的手段是改变政治制度时,他们通常会诉诸暴力,引发冲突。
3.宗教原因
中世纪结束后,宗教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和国家退出了世俗政治领域。但是,中东地区情况特殊,宗教力量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尤其是近几十年,世俗政权大多深陷腐败和专制,民生问题严重,收复失地的事业屡屡受挫,给伊斯兰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机遇。一旦举行公正选举,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政党往往获胜,出现历史的悖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斯兰教支持的政党通过选举在埃及、突尼斯掌权,在利比亚影响扩大。同时,宗教力量的组织在叙利亚反对巴沙尔世俗政权的斗争中,发挥着中坚作用。面对宗教力量影响上升的局面,埃及世俗力量经过最初的不知所措和彷徨的阶段后,稳住阵脚,抓住宗教力量缺乏治理国家经验、经济形势未有好转的机会,利用民众的不满,推翻了宗教力量政权。
4.外界原因
提到中东政治危机,就不能不提到美国。中东在战略地位、石油资源方面的重要价值,是美国历届政府插手乃至控制中东的根本原因。控制住中东,就可以东遏中国、西遏欧洲、北遏俄罗斯;控制住中东,就保证了美国经济航道的安全;控制住中东,就保证了美国的石油安全。因此,美国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英国抢夺中东石油资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苏联在此角逐,再到如今在中东为所欲为,不难看出,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步强大,其对中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六次中东战争,有美国的支持;阿富汗抗击苏联,有美国的援助;两伊战争,有美国的挑拨;海湾战争,有美国的怂恿;反恐战争,有美国的主导;伊拉克战争,有美国的掠夺。为了维护其利益,美国无时无处不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现阶段中东的政治危机,同样离不开美国这只背后的“大手”。
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主要是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但事实上也的确给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提供了强力的推动。客观上,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使得中东地区民众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日渐升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这就使得这种呼声变得更加高亢,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加入到反政府、反专制、反独裁的抗议队伍中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不断给被反抗的政府施压,要求其结束统治。于是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的领导人纷纷下台;一再坚持的卡扎菲在美国及西方势力的干预下,死于非命;叙利亚、伊朗的局势扑朔迷离,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已经将“手”伸入其中。由此可见,美国向中东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激发了中东各国民众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愿望;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东各国爆发的革命的干涉,使得这场革命的影响和激烈程度变得更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美国对中东的民主化改造仍将继续,对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干涉将不会停止。
(三)中东政治危机的影响
1.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影响
其一,叙利亚危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格局。这个传统格局的特点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支持、互不干涉内政,巩固和发展以阿盟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机构,巩固与阿拉伯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与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在这个格局中,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叙利亚影响、控制着与阿以冲突有关的机构和组织的行动,并在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中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埃及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地理位置独特,并对阿拉伯在北非的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沙特的作用和优势则体现在宗教和财力等方面。然而,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叙利亚不再是稳固的三大基石之一,伊朗对叙利亚政府直接和公开的支持,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日益紧张;在叙利亚、也门、苏丹和伊拉克等国,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此外,埃及和土耳其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土耳其与海湾国家之间也出现了不少矛盾。阿拉伯世界原有的游戏规则已经结束,而新的规则尚未找到。这些变化,一是导致沙特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石油美元”开始控制阿拉伯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二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而且沙特和伊朗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现在甚至有可能在黎巴嫩发生代理人战争;三是海湾国家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成为惯例。可以说,叙利亚从“三角形”中出局,导致了现在这种乱局——阿拉伯国家之间从互相支持变成互相干涉内政、互相打架,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叙利亚危机继续恶化。此外,叙利亚危机还促使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组织势力的增长。比如在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最初就乐见“伊斯兰国”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为争夺土地而“互掐”。
其二，从2002年8月伊朗秘密核设施被披露至2015年7月伊朗核问题谈判走向终点,这场持续12年之久的重大国际争端最终通过外交手段得到政治解决。这一结局无论对于伊朗核问题的有关各方,还是当事国伊朗所处的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伊朗核问题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得以解决, 驱除了中东地区潜在的战争“阴影”。今天的伊朗,对伊拉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叙利亚事务上有重要的发言权,对黎巴嫩、也门、巴林等国均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可以预期, 未来相对长的一个时期, 伊朗将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
总体而言,鉴于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派纷争、权力斗争、意识形态分歧始终难以化解,且已经坍塌的地区政治版图和内部陷入持续冲突、混乱的国家短期内均难以恢复稳定并重建秩序,因此,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地区持续动荡和混乱仍将是中东局势的主要特点。
2.对美国的影响
(1)影响美国对中东的控制。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雄厚的综合国力和强大的恢复能力,仍是规制中东秩序、牵引格局变动的核心力量,也是诸多政治群体和国家集团中地区影响效力唯一能够达到全域覆盖的大国实体,但2015 年地区局势的演变却再次印证了美国“中东霸主”地位滑落的事实。美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表现,也反映出其统揽驾驭全局的主动权和规制力大幅衰减。虽然美国凭借超强的国力继续位居中东各派力量组合和区域集团之首,但其领先优势正在逐步缩小,控制和影响事态的意愿和实效更趋减弱、衰退,若干地区盟友已在多个场合或不同环境下有意表露出与其迥异的“声音”。
与此同时,另一个长期经营中东的传统“豪强”俄罗斯也在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叙利亚危机促使俄罗斯重返叙利亚,重新在中东地区扮演重要角色。伴随俄罗斯优美华丽的“转身”,美国曾经无可撼动的霸权地位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东地缘时空坐标的圆点也将处于重构、再造之中,昭示着中东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已然开启。
中东变局发生后,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先后垮台,也门总统萨利赫也被迫下台,这些政权和人物都是亲美、亲西方国家的;就连死于非命的卡扎菲也曾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作出过大幅度妥协和让步。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也因中东变局而受到冲击或波及,这些国家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国和盟友,有的甚至长期允许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本国驻扎。今后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通过民选方式产生新政府或新政权,即便是“温和的伊斯兰”政府或政权,都难以像穆巴拉克政权那样,与美国、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合作,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民选方式执政的哈马斯政权,以及在民选中得势的黎巴嫩真主党等,它们一直被美国、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所以,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必将受到新的冲击和抵制。
(2) 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
中东长期的动乱也必然对美国战略东移构成牵制。美国撤军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没有改变, 阿富汗政治解决前景黯淡,巴以和谈难以取得进展, 叙利亚危机胶着,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难度不小, “伊斯兰国”的崛起形势严峻, 埃及局势不确定性增加。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将会分散美国的精力, 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
从美国战略调整趋势看,其东移态势愈发明显。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加紧拉拢军事盟友、大力拓展贸易伙伴的同时,在中东则继续采取调整和收缩政策。从目前情况看, 美国调整后的中东战略意图已经日趋明朗, 构建一个由中东主要国家形成的互相制约、相对平衡的地区新安全架构的想法正逐渐浮出水面。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扩张及投入已远超其承受能力。美国要想从疲态中恢复, 必须选择一个新的中东战略。
“这一战略目标不是要强制性地控制, 而是合理、稳定地平衡地区主要国家的力量,使之互相牵制以避免产生不计后果的冲动。”
当前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层面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美国要在重心转移的同时,让中东形势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局面。在这一政策目标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伊斯兰国”的崛起。 “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国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须扩大国际合作。其次, 美国要在中东地区构建一个相对平衡的新安全架构。为此,美国要吸引地区所有重要的角色参加到这个架构中;并且,美国还需要调整与中东传统盟国尤其是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
中东动荡将趋于常态化。由于内外各种势力博弈斗争, 导致地区格局的剧变和重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 正积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强烈希望中东成为和平、稳定、繁荣的地区, 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国的中东政策如不能根本改变, 适应时代潮流发展, 必将陷于更大困境, 遭到更大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