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内忧外患同时摆在了清政府的面前，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挑战。从70年代开始，在继续求强的同时，洋务派又开始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应运而生。所谓"官督商办"，实际上是一种由商民私人集资，而洋务派官僚控制实权的特殊企业形式或经营模式，也是洋务派官僚举办民用工业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由于在办军事工业时洋务派已感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若再由官府大量投资举办民用工业，官府万万无此财力，于是不得不利用民间私人资本，而当时在民间也已形成了相当数额的买办资本。从1859年到19世纪末，中国共形成买办资本约四千万两以上，但由于封建的遏制和地方官吏的勒索，这些民间资本却很难直接向近代工业投资，因而官督商办一经提出，也受到了民间私人资本的欢迎，原先许多"诡寄洋行"的买办资本被争取了过来，转化成了中国的民族资本。

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封建制度先天的不平等性，这些企业最终总是官权不断膨胀而商办成分日益减弱，从而使之逐渐变为官僚私产，在甲午战争前，这些企业中的官商矛盾一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主要矛盾。因而从实质上看，晚清的官督商办制度总体上是封建势力对企业的控制多于扶植，它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坦途，反而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生机的一种扼制，从而也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丧失了其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