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耀如

卢耀如，1931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卢耀如1950年入清华大学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地质学院，他曾长期担任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参与实践及指导了一系列水利水电、铁道、矿山及城镇工程的勘测研究。由于在岩溶（喀斯特）研究方面的成就，被国内外学者称赞为“喀斯特卢”。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河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河北省人民政府特殊贡献院士奖、终身奉献海洋奖等。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图书十多本及图系多套。

2019年4月11日，已届88岁高龄的著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卢耀如个人捐资360万元人民币，在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设立“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励基金”，用于支持、推动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支持这些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等。该基金以360万元为启动基金，接受国内外企事业单位、财团、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的自愿捐赠。

走到哪儿都背着的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单肩挎包，常常将一身黑色短呢子外套压出一个重重的凹痕。一双地质队员传统的登山皮鞋，一顶黑色无檐帽，一根棕色拐杖——这便是卢耀如院士平时的一身行头。

在卢耀如的院士办公室里，首先映入眼帘就 是“书”。他背后的红木书柜，被数量庞大的书籍满盈；而面前的办公桌，也被厚厚的书和图册三面环绕着，只腾出一小块写字的地方，像四合院里空出的一块露天庭院。

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是他随身携带之物。除了看书要用之外，偶尔手机收到消息，他也会举着放大镜，缓慢地在屏幕上移动着。

2019年对于卢耀如来说是特别的一年。“今年我88岁，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66周年，参加工作66周年，是开始学地质学70周年。”

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捐出自己的积蓄。捐赠仪式上，他赋诗一首：“春光明媚心潮涌，借改李诗抒怀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能始干。生当强国好奉献，死应报民留善安。新时代今三佳年，余生逐梦仍未酣。”

他借改李商隐“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能始干”，是因为“一个人会像蜡烛一样发光发热，到死了以后能量才发挥出来。”他说，自己虽然退休了，但只要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上前。

“360万虽然不多，但对年轻人在科研起步阶段也许很重要，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吸引到更多的支持。”

卢耀如说，捐赠出这笔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1931年5月，卢耀如出生在福建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长期在外地，母亲在家带着他和三个弟弟妹妹，和叔父一家搭伙过日子。

突然有一天，在饭桌上，叔父对母亲说：明天开始你们自己做饭，我们不管了。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让卢耀如一家过上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突如其来的困窘让卢耀如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

作为家中长子，母亲一直用一句话教导他：鸡上斤，儿上十。“一斤的鸡就可以拿去吃了，儿子上了十岁就应该算大人，该为家庭出力了。”卢耀如便以此自省，牢记心中。

高中时，他品学兼优，名次在全高中排前5名。那时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沈元教授因母亲生病回到福州，一时回不了清华，便在母校英华中学任教。受沈元先生影响，卢耀如立志要考清华数学系。

由于之前参加团工委工作，需要审查，以至于当卢耀如真正获得参加高考的批准之后，只剩十二三天的复习时间。42℃度高温的夏日，他夜以继日地复习，得了重感冒，扁桃体有血丝。

最终，在清华数学系只在福建录取一名学生的情况下，卢耀如以成绩及格列为备取生，他选择了唯一的理科专业地质系。

然而，录取通知书到了，路费却没有着落。后来，卢耀如回忆起那个改变一生的日子：“暖洋洋的午后，我正在院子里为路费发愁，母亲在旁边给我缝补破衣服。突然，福州团工委两名同事曾丽莉和黄民带着十多个同事当月刚发的津贴和卖掉生产队的菜钱共29.5元，让我去读书。”卢耀如噙着泪水，心中默默发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卢耀如带着凑来的33元走了7天多，由福州来到北京清华园。在清华园的日子，因为父母没工作，弟妹还要上学，卢耀如拼命省钱，一个月浑身上下只有七毛五，吃穿都是最差的。为此，他还错过了几段青春时期真挚的感情。“就算谈恋爱，请人家吃一碗馄饨都没钱。”因此他一听有人介绍对象，总是撒腿就跑。“其实也是不想让捐款的恩人觉得我一上大学就谈恋爱，不务正业。”

毕业时他终于可以赚钱回报家里。试用期每个月工资44块，他把35块寄回家；转正后工资涨了一块，他就干脆寄40块回家，自己只留5块。

卢耀如一直想早日回到福建，向当时帮助他的人亲自言谢，但没想到离开福建之后，为了工程任务、为了给家里省钱，每一次想要回家的计划最终都搁置了，直到31年之后，他才有机会回去，找到了当时帮助过他的十多个人，承诺每次回福州都要看望他们。

“我，卢耀如曾经说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是过去几十年，还是今天，我都是这样做的。”言语之间，老人几度哽咽。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卢耀如创作的勘探员之歌

卢耀如选择投身地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需要。

幼时，虽然经济拮据，但卢耀如的母亲读过很多书，从小就给他讲岳母刺字的故事。母亲教导他：“精忠报国。如果忠孝不能两全，一定要记得报答国家。”母亲的教诲，卢耀如一生奉为圭臬。

严格意义上，卢耀如那一代人从出生就开始经历抗战。卢耀如清楚地记得戴航空帽的日军狰狞的面孔。当时的他恨得牙痒痒，“我想我要是有枪，我就打死你们。”

高中时，卢耀如所在的英华中学为私立教会学校，为了防止日军轰炸新楼，学校把教学楼的屋顶刷上了美国的星条旗。但珍珠港事件的突然爆发，使得学校也慌了阵脚，连忙又将屋顶涂黑。“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国家要强大得靠自己。美国的国旗，最后也只能刷掉。”

到清华园读书后，他起初想转专业到数学系。有一天，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授找到他：“不要转系。地质是国家需要，你要动员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好好学习。”

那时，因建设的需要，地下水问题和工程地址问题使得水文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开始兴起。清华大学土木系陈樑生教授经常来地质系，“他对我这个小老乡谈起，长江三峡工程等都需要地质工作，于是我就开始了地质与水利土木交叉学科的学习。”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1952年，还在地质系读二年级的卢耀如作为领队，带领三名同学去淮河实习。

两个月实习之后，卢耀如撰写了一篇学习报告《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这篇报告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地质资料馆内。

1952 年，因院系调整和国家建设需要，卢耀如4 年 的大学课程被压缩为 3 年完成。1953年9月，卢耀如从调整后的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提前毕业。适逢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反映地质工作的电影《深山探宝》，学校便派卢耀如带领几十个同学拍一些镜头。卢耀如每次唱起这部电影的配曲《勘探队员之歌》，都会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岁月。

1956年，官厅水库作为当时北方第一大水库，发生坝基渗漏与塌陷，而且塌陷已达黏土心墙，“如果再厉害一点，二十亿立方水，北京一半都要淹掉了。”卢耀如说。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地质部要求解决问题，部党组研究后，决定让在新安江、淮河以及官厅水库有工程经验的卢耀如负责。

临危受命，经过深入的勘探和研究，在吸收众多中外专家的意见基础上，卢耀如的处理方案最终得到大家的认可，胜利完成这项重要任务。

卢耀如总结起自己人生的高峰，不是当院士，也不是获得的奖项，而是为国家做的三个工程。“第一个是新安江水库，解决了水利厅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二个官厅水库，保护了首都人民；第三个是三峡工程，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可。

1976 年，澳大利亚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召开，卢耀如将完成的喀斯特研究成果带到大会上。国外学者纷纷称奇：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在岩溶研究方面居然有这样深入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卢耀如仍积极负责和参与大型水利水电、水资源、生态地质环境、高铁建设、新能源、地质灾害与防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走在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发展的最前线。

在过往66年的工作历程中，卢耀如始终秉承着“说真话”的直率作风。“我有话都直接说，不过有时太直爽了反而达不到目的。”卢耀如说，“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弥补我这个缺点，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了。”

2010年，在新西兰参加国际工程地质大会时，卢耀如意外摔倒骨折。“在医院躺着的半个多月，他仍在不断地看文件材料，为各地和单位写建议。手术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坐着轮椅拄着拐棍，开始跑福建、跑北京。”卢耀如在同济大学的专职秘书刘琦回忆。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工作的李向全曾经被分配住在卢耀如的隔壁，他说：“先生在家住的时间并不多，来去匆匆，常常是刚回来，第二天就又出差走了。偶尔从他的门口走过，会发现里边堆满了书籍。”

为什么三国里默默无闻的司马懿最后统一三国？因为他身体好。身体好才有机会享受成果，焦虑是没有用的，低潮总是会翻到高潮的。——卢耀如

卢耀如一直热爱音乐，他原来有个习惯，写报告的时候听音乐。“我不一定会把音乐听进去，但音乐会将我与外界隔离。”

“贝多芬讲，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谈论起贝多芬的交响乐，他如数家珍：“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第五交响乐，还有第六交响乐、第九交响乐……都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他最喜欢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这里面有鼓励的力量，我跟他们说，以后我去世了就给我放这个。”

卢耀如的人生像交响曲一般的起起伏伏，他坦言自己的低潮更多。

消极和抑郁的时候不是没有，他开始拿自己举例：“有坎，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你就倒不下。有人问我，‘文革’时你没想过自杀吗？我说自杀的话，别人什么罪名都可以安到你头上。你要往好处想，不能气坏自己。”

卢耀如觉得自己很幸运，每一次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都有善良的人帮助。“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人好，所以别人愿意帮我。”

的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大家对卢耀如的评价。同单位的老同志和年青同志都说：“卢先生身为院士，却没有一点架子。”无论碰到学术上还是生活上的事情，他都热情帮忙。在平房居住时，他时常拿出从国外带回来的糖果给孩子们吃，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位老爷爷。

在卢耀如的许多学生眼里也是如此。正如其中一位学生李志斌所言：“卢耀如先生首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长辈，然后才是一位老师、导师。”

现在，卢耀如一人居住在北京。他不养猫狗，也不养花，“因为没有时间照顾它们。”不需要出差开会的时候，他就六点多起来，自己煮牛奶配上鸡蛋面包，八点多就到地质科学院开始一天的工作。但很多时候，有开会任务，他依然需要像个“空中飞人”一样到处跑。

虽然退休了，但他还心系教育工作。如今，他长期在同济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担任教授，并兼任贵州师范大学的名誉校长。此外，他还被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返聘，并担任中国地质调查局院士顾问。

卢耀如强调，自己之所以将基金命名为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基金，也是希望社会重视地质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他鼓励博士生和年轻教师，多结合工程和环境，实地考察。“这几年一些学校、机构，有些急功近利，我希望大家能到工程和现场里去锻炼和研究，成长会更快一点，而不仅仅在学校看看资料写写论文毕业。”

卢耀如希望新一代的青年可以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结合。“我们经历过抗战，所以深深知道这一点。如果国家不强大，你奋斗有什么用处？有国才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