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之争的当代启示

一提到汉代映入大家脑海的不是文景之治国家富强的局面，就是汉武帝马踏匈奴辉煌的盛世场景。很容易忽略汉朝在文化领域出现的一场著名争论——今古文经之争。

这场争论虽然不像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平定匈奴那样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它却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着整个历史的格局。这场争论从汉高祖时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时期， 持续长达两千多年。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的思想仍然悄无声息的受着今古文之争的影响。

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多以六国文字书写)。始皇帝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

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却注重训诂。

今文经出现较早，董仲舒以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今文经陆续被立为学官。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于学官。

由于今文家的学说受到了国家法令的提倡，士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国家选拔官吏，也大都以这些学说为准则。久而久之，朝廷中的大臣，自然也以今文经学的信徒为主。这些人一旦进人仕途，自然要把自己信奉的说法视为唯一合于孔子之道的“真理”。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相持不下。

汉平帝时，王莽当权，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学者于京师洛阳，废除王莽时所立的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建武年间，大司徒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因“群议讙”，不久又废。

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名学生，因此，古文派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汉末，经董卓之乱，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今文经学遂日益衰微。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古文经学争论，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巩固和加强汉代的大一统统治，促进了经学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后代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和参考，间接地促进了汉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今文经学为上层政治建设进策献言，古文经学则促进学术发展，为民间推广奠基。二者都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纵观中国文化史，先秦的百家争鸣，两汉的今古文之争，五四时期的文化争鸣，文化在争论中走向高峰，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故此，当代文化的繁荣不应惧怕争论，应实事求是，理性辩论，求得文化的百花齐放，思想的百家争鸣。在经济基础不断发展的当下，上层建筑也要紧随其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能让文化越来越繁荣，国家越来越昌盛。

今古文之争的由来，内涵和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