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自然”之争的当代启示

“名教”与“自然”是中国魏晋玄学中的一对范畴。

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对名教、自然以及这二者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魏晋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主要倾向是齐一儒道，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王弼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他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认为自然和无具有同等的意义，因而自然是本，是体;名教是末，是用。

自然与名教是本末体用关系，二者是统一的。他主张"举本统末"，用自然统御名教;认为只要"圣人"按照自然的原则办事，"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使众人各安其位，反朴归真，名教便可复归于自然。这是正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正始十年 (249)以后，嵇康、阮籍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不满，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认为名教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并非出于自然。

西晋武帝太康以后，门阀贵族子弟"放达"之风盛行，蔑弃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二者不可分离。他指出，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

他认为"圣王"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做帝王的虽然过着世俗生活，而精神却十分清高，"外王"(名教)和"内圣"(自然)是一回事。

"名教与自然之辩"发展到郭象使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在理论上得到统一，这个统一虽然是虚构的，但却适应了门阀地主阶级的需要，为他们保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找到了理论根据。

王弼“贵无”思想先是被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运用于人生态度领域，成为他们放达人生态度的理论基石；嗣后元康名士又将竹林放达之风推演到极致，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从而暴露出“贵无”思想在人生态度领域一旦被推崇至过分地步后所产生的弊端。所以东晋时期的士族文人试图将入世与逍遥统一与融合起来。

魏晋士族文人在人生态度上从追求自然到重视名教，再转入和上升到融合自然与名教，超越现实人生的过程，恰好是玄学关于“有”、“无”思想观点的作用产物和形象演示。

同时，这个过程也是玄学从一种政治哲学变而为士人人生态度的转化过程。它标志着玄学的“有无”政治论从理想君王的设计转而为士人自身的人生态度选择。

这样一种转化过程和人生态度都值得我们深思，以帮助我们在当下浮躁的社会更好获得适度的自由，以达到入世亦逍遥的人生境界。

“名教”“自然”之争的内涵和当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