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在叙述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过程时，以“臣光曰”的形式加以评论，对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作出总结，所评甚为精到。

第一，“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礼”，涵盖范围极其广泛，司马光强调在国家治理中也要重视“礼”。“礼”文化依赖于人们的自觉践行与维护，而非国家强制执行。

司马光认为，东汉王朝在礼仪教化治国方面是最好的楷模。东汉王朝的执政者重视用儒家道德观念教化民众，即使在王朝末年国君昏庸、宦官当权之时，朝中仍有许多骨鲠之臣，民间正气仍未衰减。因而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意即夏商周三代以下风俗最好的王朝，便是东汉。

司马光认为，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尽管百废待兴，也要将“礼治”这个看似不急之需摆在首位。

第二，“法者，天下之公器”。虽然司马光认为“礼治”先于“法治”，但他同时也重视以“法”治国，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法律的严肃性在于，任何人一旦犯法，都会被治罪，概莫能外。如此，法律才受世人尊重。

在司马光看来，立法要强调诚信，若不讲诚信，便无法使民众信服。国家一旦立法，便要严格施行。儒家孔子、孟子等人主张以“礼”治国，并未着意于“法治”。司马光则特别凸显了“法治”的地位，显然与儒家传统有所不同，其思想吸收与融合了法家思想。

第三，“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作为执政者，最主要的职责有两项:一是制定治国方针与政策，二是选择与任用官吏。在制定政策与方针之后，选用官吏便是当务之急。自古以来，识别与选用贤才，即使对于圣贤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故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选用人才时，应当重其名声，还是重其政绩?司马光说:“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司马光认为，若以名声作为标准，士人就有可能作弊，制造舆论，以抬高自己的声誉，甚至破坏他人的名声。若以政绩为标准，那么政绩也可能造假。

司马光因而提出，执政者必须直接参与到对人才的选拔之中，这就对官吏选拔者提出了要求，官吏选拔者自己首先要“至公至明”，一切秉公处理;选拔者不能以人才的亲疏贵贱或自己的喜怒好恶作为标准，而要以人才的实际能力与业绩作为标准。

司马光还认为，执政者在选用人才之时，不能只凭自己的直觉来判断，而必须博采众人之意见。众人认为此人是贤才，不妨选上来一用，若其人未能做出业绩，再撤去其职也不迟。若其人业绩不凡，便可进一步提拔他。

第四，“王霸无异道”。“王霸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公案。在“王霸之辨”问题上，司马光提出了与传统儒家不同的观点。传统儒家所说的“王道”是指夏禹、商汤、周文武的“三王之道”，而“霸道”则是指春秋时期五位霸主的治国之道。传统儒家将“王道”与“霸道”解释为两段不同的历史，认为“三王之道”纯任德教，“五霸之道”专尚武力征伐。

司马光认为，此观点有违于历史事实，真实的历史是“三王之道”也伴随着武力征伐，“五霸之道”亦讲仁义道德。将这两段历史人为地加以区分并对立起来，并无道理。

实际上，“纯任德教”的“王道”政治从未存在过。所谓“王道”，不过是儒者的社会理想而已。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以力服人”，并将二者对立起来，尊王而贱霸，重德而轻力。这一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经历了北宋的孟子“升格”运动之后，其影响更为巨大。

儒者不主张“霸道”政策，反对依靠实力征伐别国，其悲悯情怀值得赞许。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如果国家和民族不保，那么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而，即使仅从保护家国的角度考虑，增强国家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充提出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和司马光提出的“王霸无异道”的主张，具有思想启迪的意义。

纵使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也是极有见地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是当之无愧的。

《资治通鉴》的产生、内容和治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