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垄断政权以后，政治日益黑暗，一些比较正直的高级官吏、在野的地主士人和太学生，采取镑种形式，对宦官集团展开了斗争。于是相继发生了“清议”运动和“党锢”事件。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申辩。并说：“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中郎将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徐璜等就给他强加以罪名，关进左校服劳役。一些官吏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上书。皇甫规亦被赦免。

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延熹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

适逢国家有赦令；可是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就把他们处死。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fěi shàn匪善）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后经尚书霍谞（xǔ许）、城门校尉窦武等一再向桓帝说情，才得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自这次事件之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大量的不愿与宦官集团为伍的士大夫、太学生等进一步结合，并推出了他们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竣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君是窦武、刘淑和陈蕃，君就是“一世之所宗”之意。他们与宦官集团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第二年，桓帝死，灵帝立。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了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锢的名士。次年，他们又共谋诛除宦官集团。可是，由于事泄，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窦氏宗族、亲戚几被杀光。又次年，曹节等以“部党”之罪名，再次逮捕了李膺等一百余人，这些人都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禁锢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这是第二次“党锢”。

这次党锢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时才被解除。建议解除禁锢的也是一个宦官，即中常侍吕强。他怕受禁锢的人心怀不满，与张角等“合谋”，因之提出这一建议。灵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下诏解除了“党锢”。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在农民起义面前，暂告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