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科学技术交流

发端了于中国公元前 2 世纪的丝绸之路,传播了文化与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2013 年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4年古丝绸之路成功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从近代才正式开始的,那么在古丝绸之路上,华夏地区与其他文明间的科技交流是如何进行的呢?
科技的交流首先就要归功于行走于两个文明间的人们。他们一部分是从事贸易的商旅,另一部分是官方的使节。
生活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人是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一支擅长跨境贸易的商旅,他们既是往返于亚欧大陆的商人,也是丝绸之路东西方科技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带给中原地区的技术之一就是——葡萄酒酿造技术。
公元前 329 年到 323 年,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文明被带入到中亚地区,粟特人从中接触到葡萄酒,并慢慢开始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很快葡萄酒成为粟特人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粟特人进入北魏首都平城觐见皇室和做生意时,他们也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技术顺势带到了中原。

同时使节的出访往往会带上进献给当地统治者的礼品。这些礼品也是使者所在国家的科技成就的代表。比如《魏书》本纪的记载证明我国的玻璃制造工艺技术来自于出使中国的波斯使者。唐朝初年王玄策多次奉敕出使印度,并挑选专业的印度制糖人员来中国传授制糖工艺。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并不都是在一种和平友好的氛围内进行的。战争在带来伤痛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天宝十年发生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怛逻斯之役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次战争。交战双方是唐玄宗时期的唐朝与来自大食帝国阿拔斯王朝。双方军事冲突后唐军有大量士兵成为阿拉伯军队的俘虏,这些来到阿拉伯地区的唐朝士兵,就将中国成熟的造纸工艺、冶炼技术以及相关武器制造工艺传播给了阿拉伯人。
除此之外,书籍从诞生之初就承载了文化交流、科技交流的使命。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自然也少不了它的功劳。比如南北朝时期何承天的《元嘉历》就是在扎实的中国传统历法知识基础上,吸收了从印度佛教资料中得来的印度天文历法中先进的成分。
13世纪中期,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曾召阿拉伯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他的宫廷去,并且在马拉格建立了一座包含一所藏书40万卷的图书馆的规模很大的天文台。忽必烈曾将巴格达和开罗两城的科学家所著的天文学书传入中国。由阿拉伯学者札马鲁丁献给忽必烈的阿拉伯传统历法《万年历》,成为郭守敬编成其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中国古代历法高峰之一的《授时历》的重要参考。
丝绸是最富特色的东方产品,是促使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物产。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经今天的新疆而到中亚,再到欧洲,所以当时的欧洲人以“赛尔”(Ser)也就是汉语“丝”(si)的发音来称呼丝绸,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应该强调的是,当时丝绸之所以能够远销欧洲,是因为这种产品不是很重,经长途贩运而不会败坏,重要的是,当时的欧洲还不能生产,对这种高贵产品的需求尤为旺盛,而且丝绸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作为货币使用,这也正是很多商旅经过漫长的大漠戈壁之旅后,贩运到欧洲还能获得很高利润的原因。

当汉朝政权建立后,尤其是张骞“凿空”西域后,西方文献中出现“丝绸”词汇的频率增加了,大约1世纪末,古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奴斯记录了一条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通往赛里斯国的一条商路。生活于2世纪中叶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条商道记载入其《地理志》中,后来西方人一直在试图寻找“丝绸之国”,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就是丝绸之国。明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寻找丝绸之国,他曾这样记载到:“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19世纪,英国地理学家亨利·玉尔以研究《马可·波罗游记》而有名,1866年,他出版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一书,“丝绸之路”一名呼之欲出。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李希霍芬才在其《中国》一书中,多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由此,“丝绸之路”一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慢慢传播开来。
丝绸交换的背后是整个世界物产资源的大汇聚、大融通。除了丝绸之外,中国传入西方的主要商品还有瓷器、茶叶、漆器等;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有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香料等。尤其是明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玉米和番薯两大高产作物,对康乾盛世时期的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技术改变生活,也改变人类的生存与交往方式。千百年来,因为战争、灾荒、政治动荡等原因,丝绸之路上有大量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术,推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以此为发动机,推进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而传播于世界的。其中传播最早的是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制作出的纸张价格低廉、工艺简单、便于携带、易于推广。此后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之后又推广至全世界,至迟在公元3世纪末时,造纸术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地。唐朝时,传到了中亚、东南亚等地,再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西周时期,中国出现带有印欧人特点的蚌雕人像等,表明这一时期通过欧亚草原东西方已有艺术交流。在新疆的米兰遗址,发现有16幅有翼天使的画像,这些画像无论是主题、风格还是画像人物的脸庞,都有典型西方特征,这说明5世纪时楼兰、米兰、尼雅等地区已成为东西方艺术的重要交流孔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群的交流、交往,一批批西域乐师来到中原,如陪嫁而来的苏祗婆等人。龟兹人苏祗婆来到中原后,开创了音乐史上的“五旦七调”理论,他的这个理论是在吸收印度等音乐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龟兹等地的音乐,发展而成的具有龟兹特色的音乐理论。后经隋朝音乐家郑译在琵琶上反复进行旋宫转调实验,终于把“五旦七调”演变为八十四调,后被称为苏祗婆琵琶八十四调。至隋代,长安至少有三部龟兹乐流传,分别是“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龟兹乐也成为宫廷九部乐中的重要一部,其乐律至唐代演变为燕乐二十八调,对雅乐、俗乐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思想和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多种宗教在丝路上和合共生。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自诞生那天起,就向周边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成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加快了向周边各国的传播。公元1世纪初,朝鲜很多人就会背诵《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此后朝鲜的各个朝代,都重视儒学教育,推动儒学发展。5世纪前,儒学便已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前来求学,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东汉末年,就有越南人来到洛阳研究儒学,随着儒学教育的加深,越南各王朝的典章制度也仿照中国建立起来。由此,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宗教是思想和文明的重要载体,多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汇聚、传播、共生,改变人们信仰观念,促进文明交流。
总之,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步,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