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黄河堤防工程，最迟在距今2700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出现。先民们在与黄河洪水不屈不挠的抗争与共存中，堆土成堤，以堤束水。春秋时期，黄河下游日渐开发，沿河诸侯相继筑堤。“壅防百川，各以为利”，这是关于黄河下游筑堤为防的最早记载。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竞相筑堤，黄河堤防迎来了第一个建设高潮，并留存下史前稚嫩的“方略”：顺水在旁侧筑堤，大堤断面要下大上小，种植荆棘固土，间种柏杨作为抢险时的备料。西汉时期，迫于黄河不断决口泛滥，黄河堤防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许多河段的堤防还被修成了坚固的石工，称之“金堤”。东汉王景治河后，治河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堤。在汉朝的力挺下，王景率卒数十万，开凿山阜高地，破除河道中的阻水工程，在新河道两旁再次修筑了系统的堤防。“

伴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几经沉浮的黄河堤防行进到20世纪之初这个多事之秋时，逐渐趋向衰微。千里大堤，满目疮痍，无奈地上演着“三年两决口”的辛酸。从1913年到1938年的25年间，黄河共决口17次。1933年8月，三门峡陕县遭遇22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时，下游堤防决口竟达50余处。欲治国，先治水。

1946年2月，冀鲁豫解放区治河机构在山东菏泽成立。新生的人民治黄机构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束水归槽，防河患 ”的重任。承载着黄河儿女的忠诚和智慧、心血与汗水的黄河堤防，从此走上“强筋壮骨”的复兴之路。

1946年５月，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的复堤工程迎着硝烟战火，在西起长垣、东到齐禹300公里的堤段上拉开。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后，解放区的黄河治理进入了一个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沿河人民发出了“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战斗口号。3月，冀鲁豫区黄委会在山东东阿召开治黄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人民治黄的第一个治黄方针：“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 依照这一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修堤整险运动在黄河下游两岸迅速开展起来。1949年，冀鲁豫区黄委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防汛指挥部，加强防汛的组织指挥工作，并建立日常的群众性的护堤组织，严格检查獾洞鼠穴，注意植柳种草，护堤护坝，以保护大堤安全。”颁发了人民治黄以来第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保护黄河堤防的文件 ——《保护黄河大堤公约》，还颁布了《黄河大堤留地办法》，印发了《复堤须知》等一系列管理规定，并在沿河堤村普遍组织建立了护堤委员会，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护堤制度。同时在施工及工程队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修守并重”方针，成为后来确立黄河管理体制的圭臬。

新中国成立后的堤防建设史，依然是一个不断思辨与践行的过程。从1950年起，黄委会根据下游河道特点和堤防工程状况，采取了以“宽河固堤” 为核心，包括废除民埝、加培大堤、石化险工、绿化大堤，建立堤防管理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这就是人民治黄史上著名的历时8年的第一次黄河大修堤。

1962～1965年、按照以防御花园口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为目标，黄河实施了第二次大修堤，加高培厚堤段580公里，整修补残堤段1000公里，共完成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从而使下游防洪排沙能力逐步得到恢复。1973年底，黄河治理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黄河下游治理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针对黄河下游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确保下游防洪安全的措施：大力加高加固堤防，采取人工修堤和放淤固堤相结合的办法，5年内完成加高土方1亿立方米，10年内把险工薄弱堤段淤宽50米，淤高5米以上，放淤土方3﹒2亿立方米。

1974年３月２２日，国务院批转了黄河治理领导小组的《关于黄河下游治理工作会议的报告》，从此，历时１２年的第三次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开始了。至1985年大堤加高培厚工程全部完成之时，以修堤为主体的第三次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共计培修堤防长近1300公里，完成土方22﹒7亿立方米，两岸临黄大堤平均加高2﹒15米。加高后的堤防一般高8至10米，顶宽7至12米，达到了防御花园口站22000立方米每秒的防洪标准，成为著名的“水上长城”。

2001年，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针对黄河治理开发提出了“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无疑成为未来黄河的治理开发新的目标。2002年7月14日，国务院批复了《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对如何确保“堤防不决口”给予了有力的回答。规划要求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黄河防洪减淤体系。

2002年7月19日，郑州惠金局放淤固堤工程开工，这是标准化堤防建设的首个项目，同时拉开了黄委标准化堤防建设的序幕。短短的１００多天，建设者们完成了５００多万立方米土方、１８道坝改建施工任务，2003年４月２８日，惠金标准化堤防宣告全线竣工，创下了河南黄河防洪工程建设速度之最。经过参建各方近一年的艰苦奋战，2004年底，郑州、开封、济南标准化堤防相继告竣。2005年6月29日，山东东明标准化堤防如期完工。